五個未了“情結”：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

　　本文依次敘述了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海軍情結”、“工業化情結”、“百姓情結”和“‘文革’情結”；表現了毛澤東為保持來之不易的人民政權，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振興，居安思危，艱辛探索，頑強追求的意志和品格；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澤東于歷史感悟與現實憂患中形成的治國方略和防范措施，特別是作為新中國締造者所始終具有的執政憂患意識及其豐富內涵。

　　毛澤東親手締造的新中國，已經走過整整60年的歲月。這60年里，前27年人民共和國的歷程同毛澤東本人息息相關。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居安思危，不稍懈怠，夙興夜寐，防患于未然，將防止新生的人民政權得而復失的問題，始終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長久縈繞毛澤東心頭的執政憂患意識。

　　本文試以毛澤東的五個未了“情結”——“李自成情結”、“海軍情結”、“工業化情結”、“百姓情結”和“‘文革’情結”為基本內容，從不同角度探尋毛澤東于歷史感悟與現實憂患中形成的若干治國方略和防范措施，兼而論述這些情結共同歸屬的毛澤東的執政憂患意識及其內涵，回顧并追思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奮斗。

　　以此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遠讀下去”——毛澤東的“李自成情結”

　　明末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是毛澤東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延安闡述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時，就列舉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1944年春，他讀了陜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義——大順帝李自成》一書，感到“獲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評價說：“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同時，他指人將該書“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

　　對于領導黨和人民進行長期武裝斗爭、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毛澤東來說，他更加關注的，還是李自成由勝利轉為失敗的歷史教訓。

　　1944年3月，就在毛澤東閱讀《永昌演義》期間，郭沫若應約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記述了李自成所率起義部隊進京后，因驕傲、腐敗導致最終失敗的過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后延安《解放日報》轉載，并在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同年4月，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期間，毛澤東復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國統區的危機四伏同解放區的欣欣向榮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諳國民黨沒落衰微的黃炎培向毛澤東坦陳：沒有哪一代統治者能跳出從艱苦創業到腐敗滅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一條新路，能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對此毛澤東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國范圍的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即，毛澤東開始考慮將來的新政權如何鞏固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告誡全黨：要特別警惕“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謹防在“糖彈”面前打敗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為了有效防止黨內驕傲情緒的滋生和蔓延，毛澤東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

　　同年3月下旬，黨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往北平。行前，毛澤東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堅定地表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說：“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

　　另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從涿縣到北平的火車上，直到黨中央臨時駐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說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從蘇聯回國經過沈陽，由于當地招待有些鋪張，“主席很生氣，接見干部時專門講了這個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搞鋪張浪費)我們不能這樣做。”

　　“創業難，守業更難。”這不僅是毛澤東的思考，也是當時黨內許多領導人的共識。1948年12月，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時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對李自成從奪取政權到喪失政權的歷史悲劇，建國后的毛澤東始終給予關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讀到《三國志?張魯傳》時，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內的中國歷史上的多次農民起義，并對其性質和階級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并將該書寄送毛澤東。1966年夏，姚得知毛澤東已于百忙中閱讀了該書，認為這部書雖然有些問題，但應該讓作者繼續寫下去，將全書寫完。1975年11月，82歲的毛澤東對姚雪垠關于繼續寫作和出版小說《李自成》的來信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澤東長期以來保持的“李自成”情結，折射出他時時擔心政權不穩、江山變色的強烈的執政憂患意識。前人的教訓，歷史的警示，不僅深深地銘刻在毛澤東的記憶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的決策和措施，如建國初期開展的“三反”運動、全黨整風運動等。隨著時間的推移，證明這些決策是正確的，許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