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了，喜兒嫁給黃世仁不失為雙贏選擇，這是文藝評論家熊元義在華中師范大學漢口分校探討流行文化時遭遇的新話題。一位女生語驚四座，“現在大學生找工作這么難，嫁給黃世仁，等手里有了錢，可以再自我奮斗，實現自己的理想，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當年的白毛女也可以這樣規劃自己的人生，可她偏要和黃世仁對著干。”紅色經典被如此解讀，著實讓人不是滋味。

　　更沒想到的是，女生這番“與時俱進”的論調得到了頗多響應者，“如果‘黃世仁’這個名字太容易引起爭議，你也可以換成郎朗、費翔。本質上，這只不過是小女子的閨中情思，無涉任何歷史觀與道德觀問題。”如果郎朗、費翔聽說自己和黃世仁相提并論，不知做何感想。《白毛女》里，黃世仁干的是欺男霸女的勾當，如果活在當代，他已經觸犯了放高利貸、強奸等多條法律，談何瀟灑風雅？無涉歷史觀和道德觀的評價，只會洞穿文化底線，貽笑大方。

　　適逢新中國六十周年，主旋律作品不同以往的表現形式叫好又叫座。從《潛伏》環環相扣的劇情，到《建國大業》的全明星陣容、《風聲》的懸疑色彩，都為人們熟悉的革命歷史題材添加新料。過去，敵我斗爭的話語方式嚴肅、內斂、不茍言笑，英雄和壞人臉譜分明，情節的同質，令人常有可敬而不可親之感。今天如何講出歷史題材的新意，吸引年輕觀眾，是門大學問。好作品懂得如何在情節的曲折性、敘事的細節性、敘事的豐富性下功夫，而不是混淆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界限，用“當代生活哲學”全盤替代英雄主義、革命激情。

　　不可否認，眼下的觀眾傾向于在娛樂中生長，生活的距離令他們對犧牲、苦難、歷史的理解流于浮淺。打著“英雄也是凡人，也有七情六欲”旗號的作品，恰恰看重了這一點，簡化觀眾的欣賞趣味。所謂獨樹一幟卻暴露貧乏的思想，吳瓊花與洪常青的情感糾葛被當成賣點，楊子榮的私生子成了座山雕的干兒子……顛覆英雄，增加娛樂性，有歷史常識和辨別能力的人能一笑而過，但對辨別能力弱又以個性為榮的人來說，這種潛在的道德危機值得警惕。

　　喜兒不會嫁給黃世仁，因為他們代表了歷史上兩個水火不容的階級。如果喜兒嫁給黃世仁，只能過著沒有尊嚴的日子，忍辱偷生。對歷史的反轉、歸零、遺忘是可怕的。特定年代誕生的文藝作品，變化中也存有永恒的成分，即一個社會所尊崇的基本道德價值，這些經久不變的價值理念，同樣是今天生活的道德基礎。如果按照利己主義者的“理性”，喜兒應該嫁給黃世仁，那么不難理解，為什么網上會流傳黃繼光因為跌倒才去堵槍眼，董存瑞沒有舍身炸碉堡。重新審視過去，與當下生活接軌，并不意味著忘記榮辱，一切唯利是圖。那些抽離時代背景的“以今解古”，是對精神和信仰最大的侮辱。(諸葛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