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河兵敗后，張學良被迫下野，蔣介石安排他去歐洲考察軍事。出國前，張學良為了不給外國人留下“東亞病夫”的印象，下定決心戒毒……

　　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的癮君子

　　1933年3月12日，張學良在夫人于鳳至和趙一荻的陪同下，來到上海做短暫停留，等待宋子文為其辦理出國手續。此時的張學良是有生以來最痛苦的時刻：家恨國仇未報，“不抵抗將軍”的帽子未摘，20多萬東北軍客居他鄉。軍事上的失敗、政治上的失意，萬般痛苦一下子壓在這個年僅33歲的年輕人頭上，痛苦可謂到了極限。無以解憂的他更加頻繁地使用毒品來麻醉身心，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張學良此時毒癮究竟深到什么程度，他的部下王卓然曾有過回憶：“ 他每日要打400多藥針，才能過癮。你知道這400多藥針有多大力量嗎？據醫生說，這400多針，若是一次給無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針，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如此之深的毒癮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張學良回憶說：“我吸上鴉片，是在鄭州戰事之時。在那個時候，我已厭倦內戰，心中十分煩悶，戰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將領們進見，向我請求撤退……我把他們說服退去之后，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飲食，但仍須支撐這個困苦局面，就這樣吸上了鴉片。 ”

　　其時，吸食鴉片是上層社會的一種時髦，很多達官顯貴都有此嗜好。張學良父母、妻子于鳳至、好友韓麟春等都好這口，家中更是煙榻橫陳，迎親待客，不是奉茶讓坐，而是上床先抽上幾口鴉片煙。這種環境中，張學良有此嗜好也就不足為怪。

　　如果張學良僅限于偶爾抽上兩口倒也還好說，但事情的發展遠非他所能掌控。 1928年張作霖遇難后，張學良受命于危難之時，內擠外壓，毒癮日漸嚴重。深知鴉片其害的他認為“一個活人不能叫一個死東西管著”，遂決意戒除毒癮。但病急亂投醫，聽人介紹說有一種日本進口的注射藥，對戒除鴉片有特效，便叫私人醫生馬揚武為其注射。豈料這種日本進口的藥物雖去癮止痛，但里面卻含有一種更難戒除的毒品——海洛因。結果在注射一段時間后，張學良雖然放下了煙槍，卻再也離不開嗎啡針。而且針癮越來越大，到后來一天之內需要注射多次，誤了不少大事。幾次政府要員來北平，張學良理應前往車站迎接，由于毒癮發作，不能親往。而他與汪精衛交惡，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兩人會談時，他每隔20分鐘就要離座注射，使不知內情的汪精衛認為張學良對自己不夠尊重，嫌隙頓生。

　　這一時期的張學良活脫脫一個癮君子形象。外籍顧問端納初見他時，就覺得“這個人已病入膏肓”。黃紹竑在北平會見張學良時，見他“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精神頹喪，大家都為這位少帥擔憂。 ”

　　宋子文一語喚醒夢中人

　　看到張學良備受毒癮的折磨，其摯友宋子文遂產生了勸其戒毒的想法。其實，此前有很多人都勸過張學良，但六七年的毒癮，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戒除的？張學良與宋子文交往時間雖不算長，但宋子文卻很了解他，知道他把國家的尊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乘張學良出國的機會，宋子文把戒毒與國格、人格聯系到了一起，勸解張學良說：“漢卿，出國之前，我勸你一定要戒除毒癮，這不僅是為了你本人的健康，而且也關系到國家的體面觀瞻！你不要忘了，日本人叫我們是東亞病夫啊！”

　　正所謂一語驚醒夢中人，宋子文的話深深觸動了張學良。自己雖然被迫下野出洋，但作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在外國人眼里，仍是整個國家的代表，如果真的給人一副“東亞病夫”的病容，勢必影響到國家形象。西方人甚至會說，怪不得“不抵抗將軍”不抵抗呢，原來是無力抵抗啊！想到這里，張學良幡然醒悟，如果不戒毒，就什么事也干不了，雪家恨、報國仇就只是一句空話，于是他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把毒癮戒除。

　　可以說，宋子文在勸說張學良戒毒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如果不是張學良自己下定決心，恐怕誰說都沒用。對此，張學良回憶說：“我那次決心戒除嗜好，固然是宋先生對我的勸告。外間甚至有人說，是宋子文逼著我戒的，其實如果不是我自己下決心，縱使十個宋子文也沒法逼著我戒。 ”

　　誰給我毒品我馬上打死他

　　為了讓張學良徹底戒除毒癮，宋子文專門給他請來上海療養院主治醫生米勒博士。米勒與張學良早就相識，張學良回憶說：“早先，米勒到奉天為他的醫院募捐，我捐了十萬塊錢給他。以后他又在漢口搞了一個療養院，我又捐了十萬塊錢。這樣，我跟米勒也算是相當好的朋友了。 ”

　　看到曾經屢次幫助過自己的張學良飽受毒品侵害，米勒下決心一定要幫助他戒除毒癮。為保證戒毒順利進行，他與張學良約法三章：張學良及其家屬在戒毒期間一切聽從米勒的安排；張學良與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三人同時戒毒張學良的隨從在他戒毒期間改聽米勒的指揮。

　　對這三條，張學良慨然應允，并親手寫下“陋習好改志為鑒，頑癥難治心作醫”的條幅，以表示決心。最后，還當著眾人面，把頂上子彈的手槍放在枕頭底下，說：“從我戒治之日起，無論任何人，看見我怎樣的難過，也不許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給我，我馬上拿這支手槍打死他！ ”

　　戒除毒癮是多么艱難，不吸毒的人是無法想象的。張學良回顧說，“一個人能把煙(指毒癮)戒掉了，那人就了不得。我跟你說，戒煙時難受得像什么似的。那肉就好像沒皮膚一樣，就好像燙了以后沒有皮膚一樣。尿尿，大便，都不敢坐，燙的不能坐，那可真痛啊!”為了防止張學良忍受不了痛苦而抓傷身體，米勒醫生把他的手、腳都捆在椅子上。他犯毒癮時，吼叫、翻滾、暈過去，在痛苦中掙扎，誰也不敢解救他。“米勒是德國籍的美國醫生，膽子真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痛苦的樣子，要揍他。他們對米勒說：‘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沒有了，你明白嗎！ ’”

　　經過了近半個月死去活來、脫胎換骨的折磨，張學良終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癮，迎來了他人生的新起點。為了表達感激之情，他特意送了5萬塊大洋給米勒博士。

　　又中了墨索里尼的毒

　　恢復了往日風采的張學良開始了他的歐洲之旅。 4月11日，在夫人于鳳至、趙四小姐、兒子閭珣、閭玗、女兒閭瑛，顧問端納、副官譚海等人的陪同下，張學良前往意大利。此時的張學良急于尋找一條東山再起的自強振興之路，在這種心態的促使下，使他將赴歐考察的第一站選在了意大利。

　　經過24天的海上漂泊，張學良一行于1933年5月4日抵達了意大利，并受到意大利官方的熱烈歡迎。

　　3天后，在艾達的安排下，張學良見到了墨索里尼。兩人在一起交談意大利的歷史，法西斯是怎么創立的？為什么法西斯使意大利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墨索里尼的侃侃而談使張學良對法西斯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為了幫助張學良加深理解，墨索里尼指派意大利的法西斯理論專家全程陪伴張學良。

　　張學良對墨索里尼專制獨裁的鐵腕政策相當欣賞，對墨索里尼所言“工作是大家干的，討論是少數人的，決定是一個人的”尤其贊賞。齊亞諾也不失時機地啟發張學良，說：“你們國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強，就在于領袖太多，主張不統一，力量不集中。 ”此時的張學良頭腦中除了民族主義并沒有什么其他的理論，可以說是一張白紙。而墨索里尼又頗富煽動力，這使得急于尋找富國強兵之路的張學良很快就對其產生了傾慕之感，成為法西斯主義的追隨者，認定中國要抗日雪恥，就必須真正地擁護領袖，服從領袖，就像意大利舉國上下服從墨索里尼一樣。

　　欲訪蘇聯被拒絕

　　1933年5月8日，東北抗日將領馬占山、蘇炳文、李杜三人由蘇聯經意大利回國，張學良電邀他們到羅馬會晤。相聚時，張學良贊揚馬占山等人奮勇抗日精神，勉勵他們回國后要不忘國恥，繼續抗日。而馬占山等人則一致認為，在東北發展抗日武裝，必須取得蘇聯的援助。為此，張學良很想訪問蘇聯。 1990年，張學良還提到：“我也想到俄國去看看。看看共產黨在俄國干了些什么，當然，我對共產黨是一無所知，但我想看看那個國家的政治怎么樣了。 ”

　　于是，他請他的好友、駐法大使顧維鈞與蘇聯駐法大使聯系。幾天后，滿心期待的張學良等來的卻是蘇聯拒絕他訪蘇的消息。其主要理由是：目前日本關東軍已經強占了東北三省，中日戰爭處于一觸即發之勢。蘇聯擔心由于允許張學良的來訪而刺激日本，從而引來蘇日之間的外交摩擦。其實還有兩個深層原因，蘇聯無法明說，但張學良個人應該能想到。那就是，當年張學良挑起反蘇的中東路事件，已讓蘇聯人認定張學良是一個反蘇人物。此外，斯大林對張學良丟失東北很是不滿，認定其為“不抵抗將軍”，這種種原因放在一起，怎么可能會歡迎他呢？

　　1933年7月11日，宋子文出席國聯于巴黎舉行的會議后回國途經意大利，張學良向宋子文提出想早日回國，共赴國難。宋子文回答：“蔣先生希望你多在外國考察一段時間，現在還沒有適當的職位可以給你，你應當安下心來，以待機會。尤其是你必須得到蔣先生的召喚后，才可成行。 ”宋子文的話讓張學良心灰意冷，報國無門，歸國無期，讓他無限傷感。

　　帶著法西斯治國方略回國

　　在意大利呆了一段時間后，張學良又先后赴法國、德國、英國、瑞典等國考察游歷，在這些國家中，張學良感受最深的還是意大利和德國。他認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只能依靠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樣的獨裁者，用法西斯主義的方法來統帥全國，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1933年11月，李濟深與蔡廷鍇等率領第十九路軍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中華人民革命政府”，提出“抗日反蔣”的口號，并與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訂立了《抗日反蔣協定》。

　　政權受到威脅的蔣介石想調東北軍去福建打第十九路軍，可是東北軍拒不從命。

　　蔣介石幾次大難臨頭，都是張學良幫他解的圍。這一次也不例外，危難之時，蔣介石又想起了被他趕出國門的張學良。

　　此時正在意大利的張學良得到蔣介石的命令后，立刻于12月8日，去向墨索里尼辭行，墨索里尼為了表達對這位東方客人信奉法西斯的嘉獎，在首相府親自授予張學良“意皇大十字勛章”。

　　一周后，帶著法西斯的治國方略，張學良結束了8個月零17天的考察生活，從威尼斯啟程回國。當船行駛到埃及塞德諾港口時，張學良給萬福麟發了一封電報：“到達上海之際，不要舉行大規模的歡迎會……東北各將領……除我根據需要召請外，其他均不要來滬。 ”

　　但聽聞張學良要回國的消息，東北軍將領異常興奮，豈有不熱烈歡迎之理？ 12月23日，上海成立了歡迎張學良委員會。 25日，東北軍將領萬福麟、王以哲、王樹常等人聚議于萬家，并向中央政府請愿：東北軍必須由張學良統帥。莫德惠、鮑文樾、榮臻、米春霖、鄒作華、劉翼飛和先期回國的端納更是遠赴香港迎接。據不完全統計，一周來自發南下香港、上海迎張學良歸國的已達5000余人，這與8個月前張學良出國時清冷的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1934年1月6日，張學良在香港停留，正在廣州從事反蔣活動的胡漢民專程趕來香港，會見張學良，希望張能加入他們的反蔣陣營。并批評蔣介石“為人私欲太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但是張學良卻認為：“環顧當前領袖人物，在政治上、軍事上真正能領導全局者，除蔣先生外又有何人？ ”

　　1月8日下午，張學良一行抵達上海。短短8個月間，在同樣的上海港，張學良遭遇了冰火兩重天的待遇。下野出洋時，南京的大員們躲著他，舊友部屬不敢接近他，可謂是灰溜溜地走掉。此番蔣介石電召他回國，人們似乎又看到了張學良重掌大權的開始，上海碼頭上歡迎他歸國的政要們排成了隊，中外記者也是云集碼頭搶著采訪拍照，場面熱鬧非凡。

　　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上海市長吳鐵城，以及杜月笙、魏益三、朱光沐等甚至乘專輪到江心迎接，規模堪比當年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后赴南京所受到的禮遇，人們似乎都看到了張學良所要迎來的政治上的第二春。（遼沈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