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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馬俑到798的距離

　　這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另一種生存軌跡。他們本生長于擁有自己文化的土壤，遠離市場，可是為了追隨那個能帶來名和利的方向，北京的798和宋莊成為了他們的圣地，而身邊的文化則逐漸成了裝裱甚至負累

　　本刊記者/楊時旸 (文) 甄宏戈(攝影)

　　一條瘦長的臺階從展廳里蜿蜒出來，形成一個環形再流入展廳——模仿著機場行李提取處的傳送帶。“傳送帶”上擺放著十幾個打開的黑色行李箱，里邊分別盛放著十年來在西安舉辦過的當代藝術展的現場照片；“傳送帶”另一側是一個粉紅色的充氣裝置作品，制作成人類胃口的形狀，這屬于某次西安本土展覽的遺產。旁邊的樓上懸掛著口號“一個又軟，又硬，天天生產藝見的流動群落”。

　　這是北京宋莊藝術區安靜的一隅。第五屆宋莊藝術節以“群落！群落！”作為主題，邀請西安、青島、昆明等地的藝術家群落參展。藝術節試圖借此使中國自由藝術家群落由早期的流浪狀態向落地生根轉變。作為總召集人，著名當代藝術批評家栗憲庭解釋了展覽的示范性企圖，“90年代初，自由藝術家被驅趕、流浪，不能展覽。宋莊已提供了一個樣本，藝術家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與當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狀態。”——策劃人和藝術家希望通過這樣的展覽，展示出藝術家可以為一個地區提供的能量，從而使政府給藝術家以寬容、支持和理解。

　　從鐘樓到變形金剛

　　岳路平跳上傳送帶，指著一幅幅展覽照片如數家珍，“這是一個瑞士藝術家到西安做駐地訪問的時候拍的，那個是我和張楚一起做的一個展覽，那邊那個是早期的一個行為藝術家的展覽，讓過路人把墨汁、醋、酒什么的都混合起來，藝術家必須喝下去……”岳路平是本次西安群落的策展人，也是活躍西安當代藝術圈十年的“元老”，雖然他只有34歲。

　　岳路平在傳送帶的一端向展廳走去，腳下的照片也是西安當代藝術十年的脈絡——從極端的身體行為實驗逐漸轉為溫和與國際化。他從傳送帶上蹦下來，迎面是一個四肢著地的猛獸，只是相貌被置換成為孔子，下面的標示牌上寫著：吼子。“會叫的孔子。”岳路平笑笑說，這是他自己的作品。作品中包含著諸多隱喻：中國本土文化的重新發聲或者中國在崛起中帶給世界的危險感覺。裝置背后，是一個龐大的展廳，擺放著西安藝術家們當下的作品。

　　展覽空間被岳路平特意做了區劃，取名為“變”和“藝術家+家”。這是兩組似乎截然對立的作品形態，反映著兩代西安藝術家的分野。

　　“變”意味著與傳統割裂，這個版塊中有一組拼貼而成的作品《相似之妙》，由十數張照片組成，照片中的人物原本為姚明，經過逐漸PS，在最后的圖像中已經成為了李宇春微笑的臉龐。創作者席紅哲兩年前剛從西安美院畢業，“這來源于網友自己的制作。我現在的作品基本上都來源于網絡的現成品，我再進行轉化和改造。”他代表著一批生于80年代藝術家的思路，利用網絡和數碼技術拼貼出有趣的和具有時代感的圖像，徹底消解了重大的意義。《相似之妙》的旁邊，充滿了類似的作品：有調侃而古怪的世界新聞聯播，也有充滿夢幻氣質的觀念攝影，還有舉重若輕的小幻想——將西安鐘樓經過幾次折疊成為變形金剛。

　　“這些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大多都與網絡有關，與西安本身的文化毫無關系，他們沒有這個負擔。”策展人岳路平指著另一側說，“所以我特意做了這樣的對比”。那些充滿網絡氣息的作品隔壁，是“藝術家+家”版塊。這里有明顯的厚重氣息：面貌稍作修改的銅鑄獅子，充滿古典花紋的透明盾牌，如兵馬俑般站立一處的人體模型……這些作品的主人大多35至40歲，出生并一直居住于西安，甚至有人就工作在兵馬俑和漢陽陵博物館。“他們的作品和西安本土、和西安古典文化，是自然的滋養關系。”岳路平說，他們來到北京之后不幾天就急著回到西安，北京是中國當代藝術的大本營，但他們并不感到舒適。而同行的年輕藝術家更愿意多在北京停留。“我對北京倒沒有仰視，是好奇吧。”生于1985年的女藝術家蘇丹一邊不停用手機拍照一邊笑著說道。

　　千年古城與10年當代藝術

　　蘇丹的身后是她自己的作品——斑斕的色塊涂抹成的電腦鍵盤，按鍵擁擠而扭曲，一個挺拔的回車鍵毫無理由地植入中間——這是她對西安這座城市印象的轉喻。另一幅油畫是縱橫交錯的水紋，藍色與土黃，深不可測，閃電般交雜。旁邊有一幅照片：白墻裸磚，滿地顏料，那是她的工作室。和其他很多作品的形態一致，三幅作品夾在一起，被裝進一個標準大小，正好可以放進行李箱的框子內。

　　“就像一個西安肉夾饃，對城市的印象和工作室照片夾著自己的作品。”策展人岳路平說。這些置于行李箱的作品和照片隱喻了一個偏安西北城市的藝術群落的聚集和流動。

　　蘇丹照片中的工作室，與北京藝術家的并無二致，有裸露的磚墻、金屬管道以及房子外面荒涼的鐵軌。這里被稱作紡織城藝術區。與由德國援建的北京798廠房相似，西安紡織城藝術區50年代由蘇聯援建，市場經濟轉型之后，巨大的紡織城逐漸衰敗。紡織城距離西安市中心20分鐘車程，在當地被視為遠郊，開始無人看好。

　　2006年，策展人岳路平野心勃勃地帶領西安一批藝術家尋找安身之處。起初他們幻想與房地產商合作，并且將著名旅美當代藝術家谷文達拉來助陣，房地產商問谷文達：“你認為當代藝術是什么？”谷文達說，“當代藝術是對社會倫理、現狀、文化進行的不斷挑戰。”

　　可商人不需要挑戰社會。合作失敗。但房產老板給岳路平留下了一間辦公室。他以此為據點，在帶領藝術家比較了亂糟糟的洗車場和正拆遷的光電研究所之后，終于無奈選擇了紡織城。彼時是2007年2月，11名西安藝術家進駐紡織城，成為這個古城藝術區的第一批住客。而那時的北京798已經成為時尚旅游景點。

　　北京老廠房的“成功”經驗成為西北藝術家的一個參照。對于生長于西安的這些70后和80后藝術家來說，北京藝術家在90年代被驅趕于東村以及圓明園的歷史更像涂抹著灰色光環的傳說。轟轟烈烈的八五美術思潮中，西安藝術家并未出現太多身影；直到1999年，國畫專業的岳路平將自己的裝置作品放入西安美院的畢業展，當代藝術才在西安登堂入室。

　　與北京798命運相似，西安紡織城中的藝術家面臨廠房拆與不拆的惶恐；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經歷顛沛流離。僅4個月，廠房搶租一空。在北京、上海等地高調支持創意產業園區的背景下，西安市長“微服私訪”紡織城后，發出同樣的“振興”口號，紡織城得以保留下來，并修建了公交線路。廠長面對變化瞠目結舌，同時迅速將房租從每平米每月5.5元上漲到11元——雖然這個價格在798只能負擔一天的租金。

　　現在，紡織城藝術區的近3萬平米廠房分為ABC三區，均出租出去，三分之一為職業藝術家，他們大多像蘇丹和席紅哲這樣，剛畢業不久，靠家人資助和自己做些零工為生，寄希望于未來功成名就。其他人則多數有一份工作，或為設計師、商業攝影師，或在博物館，當代藝術只是他們半職業的愛好。

　　西安的藝術家有著長安畫派的傳統，同時又生活于一個積淀深厚的城市，傳統的學院教育藝術家應該與古老文明發生關系，而生活于網絡世界的年輕人，又在主動割裂自己與這座城市的關聯。“他們的感覺就是只是偶然生活在西安而已。”岳路平說。這很像西安秦嶺中的小群落與紡織城的對應，西安的一些中年藝術家在秦嶺修建宅院，安寧生活，與世無爭；而他們的子女很多從事藝術，則將工作室設立在紡織城，積極參與北京的展覽，追求成功。

　　市場之外的自我突圍

　　藝術節開幕已經一周，席紅哲和蘇丹還留守宋莊的展廳里，有時，像方力鈞這樣的宋莊“地頭老大”會獨自到展館轉轉。岳路平走上去和他聊天，方力鈞不說話，笑著用小相機拍照，席紅哲和蘇丹則怯怯地叫一聲“方老師”，然后退守一邊。

　　沒有“大腕”在的時候，這些年輕藝術家則會很自信地評價自己，“說實話，我很想把西安的文化和我自己的作品扯到一塊，算是一種策略吧。”席紅哲不避諱地說，“如果不考慮策略的話，我的作品和西安本身沒有關系。”

　　席紅哲和蘇丹分別出生于咸陽和寶雞，呆在紡織城藝術區的藝術家大多數是西北人，他們畢業于西安美院或者在當地文化圈工作，但西安本地人并不很多。

　　在北京，藝術區的發展與市場直接相連，大批藝術家進駐藝術區的企圖就是為了引起藏家和批評家的關注。但在西安的藝術家和市場的關聯不大，直到現在，西安尚無經營當代藝術的畫廊。岳路平曾邀請如希克、費大為、顧振清等知名的藏家和批評家來到西安，試圖為他們的作品打開市場，但他承認“這樣成本太高”。

　　于是，岳路平根據自己參加國際駐地藝術家計劃的經驗，有了做“前店后廠”的想法。他們聯手在毗鄰宋莊小堡的辛店租下一座院子，西安紡織城的藝術家們輪流進駐，作為西安藝術家們的“前店”，與北京互通有無。

　　這是一個由原木做房梁，挖了魚池，種滿植物的院落。席紅哲和蘇丹這段時間就住在這里。另外還有兩名4年前從西安美院畢業后就來到宋莊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大多也與網絡、卡通有關。不過主攻卡通繪畫的藝術家開始嘟囔著，“前兩年賣得還可以，現在市場不行了。”

　　居住在西安群落展區不遠處的藝術家李倫，也去觀看了后輩的展覽。他認同這種藝術家群落對于年輕人的幫助，“這種藝術家群落能激勵一個人去畫畫。”他坐在自己滿是風景畫的工作室里說。但是因為年齡差距，李倫并不喜歡這些作品。今年已經68歲的李倫代表著新中國最早的美術創作思想， 60年代進學院系統學習繪畫，畢業后從事教育和宣傳工作的他，認為繪畫“一定要表達真善美”，所以，他至今仍然選擇與政治無關的風景油畫，走遍中國名人故居，用記錄方式將其逐一呈現，且對于年輕一代的政治波普或者網絡靈感的創作并不感冒。而早在80年代開始，西方美術思潮席卷中國，當代藝術理論已徹底接管了年輕的一代。 ★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年輕藝術家開始探討和嘗試當代藝術，并通過1985年左右的“八五新潮”運動達到高峰。其間，各地青年藝術家自發形成了如“廈門達達”“北方群體”“西南藝術研究群體”“新野性畫派”等多個現代藝術團體，現已成名的張曉剛、王廣義等人均為當時活躍人物。

　　“1989現代藝術大展”上，這些群體聚集中于國美術館形成龐大的總結式展覽。進入90年代，隨著政治、經濟等大氣候的變化，這些現代藝術群體紛紛沉寂，有些人以自由藝術家身份聚集北京圓明園、東村等地，有些放棄當代藝術實驗。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當代藝術的市場價格在西方資本裹挾下迅速走高，一批“八五新潮”運動的中堅人物成為了當代藝術明星，其他人則逐漸在大眾視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