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年，一位不甘寂寞的草野人士上書唐太宗，請他清除佞臣。太宗犯疑地問：“我身邊都是賢臣，你所說的佞臣具體指誰啊？”回答說：“我身處草野，不能確知誰是佞臣。請陛下假裝發怒試驗群臣。若有人不畏您的雷霆之怒，直言相諫，就是正人君子。如果依順您的情緒，迎合您的旨意，就是佞臣。”

　　應當承認這是個有用的主意，但實際上這是“以詐尋詐”，法理上可以納入“以不法手段，解決不法問題”。唐太宗看出了端倪，借機教育大臣說：“流水的清與濁，關鍵在于源頭。帝王好比政治的源頭，老百姓好比流水。如果帝王自己先用詐術騙人，再想讓臣下直道而行，這好比污染源頭而指望流水清澈，怎么可能？”

　　唐太宗很客氣地對上書的人說：“我想以信義立于天下，不想用詐術引導民俗。您的話雖然出于好意，但我不能干。”

　　宋朝的朱熹有首詩，叫做《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朱熹當時看了什么書，有如此感受？史無記載，我疑心就是這一段。

　　秦朝的宦官趙高，曾創造性地運用過這種詐術。他的創意如此經典，簡直帶有美感。秦二世執政之初，經常和大臣們一起開會討論國家大事。趙高忽悠他說：“陛下您年富力強，何必與公卿大臣們在朝廷上決議事情呢？萬一你出了差錯，不是把短處暴露給群臣了嗎？”秦二世覺得此話有理，凡事就與趙高在宮中商量決定。

　　一年多后趙高想造反，但心中沒底，擔心大臣們立場不堅定，他要測試一下。他牽了一頭鹿獻給二世，說“這是一匹馬”。二世說：“丞相錯了吧？將鹿稱作馬了。”二世問左右大臣，大臣們或沉默，或說是馬。也有不識相的人說，這是一頭鹿。這些懂事實而不懂政治的人，最后都被趙高繩之以法。趙高的權威高漲，大臣們再也不敢說真話了。

　　趙高終于造反了。秦二世死到臨頭才明白過來。他責怪身邊的人說：“你們怎么不早告訴我啊？事情竟然搞到這種地步？”身邊的人說：“我正是不敢說話，才保全了性命。如果我說真話，早就被誅殺了，哪里還有今天？”趙高后來也沒得到好死，他被秦二世的侄子子嬰誅滅三族。

　　唐太宗有個愛好，得空就與大臣們討論國家和政權的治理。有一次，太宗出了個題目：為什么周朝得天下以后，可以持續八百年，而秦朝得天下后，二世而亡？大臣蕭瑀回答說：那是因為商紂王行為不道，周武王滅了他們。而周朝和六國，沒有罪過，秦卻滅了他們。得天下的手法雖然相同，但人心的向背卻不同。太宗說：你說的不對。周得到天下后，注重修行仁義，而秦得天下后，更講究詐偽和暴力，這才是國運長短根本原因。大概取得天下時，可以違背仁義用詐力，守天下卻不能不行仁義。

　　唐太宗這是有感而發。他自己就是通過玄武門兵變，以不義之舉，強奪皇位的。他的結論是，以詐可以得天下，但不能以詐立天下。

　　始皇以詐得天下后，就想著如何讓王朝長治久安。治國的首務是教育人民。他一手在咸陽焚書坑儒，杜絕諸子百家的胡言亂語；另一手是正面教育和引導。那時沒有報紙、雜志和互聯網，最佳的輿論手段是“樹碑立傳”。始皇于是到處巡游和樹碑。始皇的教育顯然沒達到預期目的。陳勝、吳廣義旗一舉，天下云集響應，秦亡。秦以詐立，亦以詐亡。漢代的賈誼評論說：兼并天下的人崇尚詐術，安定天下的人重視順應民心。取天下與守天下，戰略戰術應當各有不同。唐太宗的思想其實來自賈誼。

　　與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漢朝改弦更張，以孝治天下，與民休息。劉邦的兒子劉恒，史稱漢文帝，《古文觀止》里有一篇他的文告———《議佐百姓詔》。他詔告天下說：

　　近幾年收成不好，又頻發災害，我非常犯愁。我愚蠢且不聰明，不明白我錯在何方？是我的政治有誤，執行太過分？是天時不順、地里出產的財富收不回？人事處理不當？鬼神被怠慢，沒有供奉祭品？為什么會達到這種地步呢？是不是百官的奉養過于奢侈，無用的事情辦得太多？怎么老百姓吃的糧食這么少、這么缺乏呢……我要和丞相、列侯、郡守、博士們討論這個問題。大家要盡量想得遠一些。凡是可以幫助老百姓得到好處的建議，都不要有什么隱瞞。

　　漢文帝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廢止了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直言。文帝十三年，他下詔聲明：“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漢文帝的恩澤，深為后人感念。西漢末年，赤眉軍起義，攻占長安，西漢皇陵均遭破壞，唯有漢文帝在其霸陵下，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