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士后歷時兩年調研“大學畢業生聚居群體”

　　蟻族：一個可能像“知青”那樣流行的單詞

　　他們，過去被稱作“天之嬌子”，現在卻自稱“焦子”，心焦，被巨大的壓力烤焦。

　　上世紀末實施的高校擴招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學畢業即失業人員及“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在北京，這一群體的數字估計有十余萬人，他們聚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每天像螞蟻一樣匯聚到市中心，傍晚，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為了生存，也為了夢想。不僅在北京，他們也分布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大中城市。

　　青年學者、北大博士后廉思把他們稱為“蟻族”。在北京為期兩年的實地調研，讓他以及他的團隊，第一次將這一群體貼近而生動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近日，《蟻族》一書由出版社正式發行。

　　有人評價，“蟻族”兩個字記錄了一代人的青春歷程。十幾年后，今天的“蟻族”會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那時，所有的人都會讀懂“蟻族”背后的記憶。“蟻族”這個詞可能會像“知青”、“下崗職工”、“農民工”一樣成為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詞語之一，反映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歷程。

　　“還有同齡人過著這樣的生活？”

　　2007年的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廉思看到了《中國新聞周刊》上的一篇報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講述一個名叫李竟的大學畢業生在北京的真實經歷。文中的李竟令人擔憂的現狀、年輕脆弱的心靈以及無處寄托的青春和夢想，讓廉思震驚。

　　“同樣是‘80后’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還有自己的同齡人過著這樣的生活。他們真的存在么？他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子？一個個疑問在腦海中涌現。長期學術訓練的敏感性告訴我，這是一個需要被關注和關心的群體，這是一個亟須研究的重大社會問題！”廉思說。

　　廉思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博士后，可謂一帆風順。博士期間，他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還曾在湖北廣水市掛職擔任市長助理。這樣的履歷讓他對社會的另一面顯然缺乏足夠的了解。

　　此后，廉思來到了唐家嶺。唐家嶺是海淀區最靠邊的一個村子，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氣息，是典型的城鄉結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違法建設的出租房屋，使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此落腳成為可能，形成聚居。

　　在這里居住的大都是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他們拿著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資，租著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兩頓飯，到單位要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唐家嶺居住著四五萬人，除了本村居民3000余人外，其他的都是如此生活。這些大學畢業生懷揣著夢想到學校，充滿著理想出校門，但殘酷的現實教會了他們什么是生活。

　　從唐家嶺回來后，廉思決心要深入研究這個群體，“我個人沒有能力幫助他們解決窘境，但我可以通過自己的筆，讓社會上更多的人了解他們、關心他們、幫助他們。”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從2008年1月開始，廉思自籌經費，帶領一群“80后”的研究生對“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展開了調研。兩年間，他們埋頭研究，取得了“蟻族”工作、學習、婚戀、業余生活、社會公正感、生活滿意度、網絡行為、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數據與實證資料，記錄下“蟻族”的需求、聲音、文化和夢想。

　　不過，最后成書的時候，調研報告只是一個粗概，冰冷的數據似乎不能反映出調研團隊的感知。《蟻族》中幾乎一半的篇幅，是調研成員的采訪手記，記錄一個個“螞蟻”的生活實錄：

　　“下午5點半保險公司培訓結束后，在寒風凜冽里等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好不容易看到亮著車燈的運通205開過，眼前就黑了———黑壓壓的人群把一米六出頭的他擠在中間，四處都是人，推著他上了車……”

　　廉思認為，他們是當今社會中“最為敏感的人群”：充滿活力，滿懷理想，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曾許給他們美好的未來。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夢想無處寄托，使他們不得不學會忍受焦慮且不具確定性的暗淡時光

　　30年前，《中國青年》刊發了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今的‘蟻族’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紀80年代初的潘曉大討論，巧合的是，和我接觸的許多‘蟻族’，雖然表述不同，但都不約而同地發出‘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的呼號。上個世紀潘曉事件引發人生觀、價值觀大討論時，‘蟻族’的大部分還未出生。兩個世紀，同一種聲音，個中的含義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去品味和思考……”廉思充滿擔憂。

　　《蟻族》背后的話題———蟻族現象反映兩大重要社會問題

　　信報記者：“蟻族”這個詞是怎么產生的？

　　廉思：最初我們是根據這個群體的特點，稱之為“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個名稱不便于記憶和認同。后來我們在討論時，有人提起《蟻囈》一書，《蟻囈》雖然講述的是一只螞蟻的卑微一生，但本意是用螞蟻的覓食、繁衍、結群、打架等生活軌跡來映襯人類。《蟻囈》一書給我們以很大啟發，考慮到該群體的行為特征和螞蟻極為相近，因此我們決定大膽地采用“蟻族”一詞來命名該群體。

　　信報記者：兩年的調研，你對“蟻族”的印象有沒有變化？

　　廉思：應該說，不是改變了我固有的印象，而是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這個現象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認為，蟻族現象集中反映了當前中國兩大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一是城鄉二元結構和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后整個教育體制的改革。這兩個問題不僅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而且是關系到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問題。而農民工和農民問題，并沒有涉及到第二個問題。蟻族現象是這兩大問題的結合，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好，必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

　　我們調研中發現，該群體具有很強的行動能力，同時他們制造社會運動的成本和代價很低，在反對日本入常和去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抵制家樂福等事件中，該群體均是網絡和現實生活中社會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我們還發現，該群體遇到社會不公時，不會選擇上訪等方式解決，而是會借助網絡曝光、媒體曝光等新興的媒介。

　　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憂天”

　　信報記者：調研過程中的手記多出自你的團隊，可惜，我沒能看到你的手記。

　　廉思：令我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唐家嶺和“蟻族”一起過年，大家聚在一起包餃子，我能感受到他們那種快樂和孤獨，想家的日子是讓人難忘的。當除夕的鐘聲敲響時，他們在一起抱頭大哭。大學教育給了他們知識和涵養，也曾經許給他們美好的未來。然而，工作后的境遇，聚居村的生活，青春夢想無處寄托，使他們不得不學會忍受焦慮且不具確定性的暗淡時光。

　　信報記者：你有沒有想到放棄？是什么支撐著你？

　　廉思：說我一直保持熱情，沒有想到放棄，那是吹噓并高抬自己。第一次調研后，我沒有經費，國外基金的錢不能要，國內又沒有機構愿意資助。當時經濟危機還遠未來臨，我申請的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均遭否決，很多人嘲笑我是“杞人憂天”、“癡人說夢”。應當說最終支持我走下來的，是“蟻族”朋友所體現的精神。就像“蟻族”自己所說的，“我并不認為我是失敗者，只是我尚未成功！”看到他們的奮斗歷程，我就有了堅持下去的力量。

　　我能出多少錢讓唐駿做推薦？

　　信報記者：圖書得到了眾多知名人士的推薦語，這些推薦語是如何獲得的？

　　廉思：很多人向我問起這個問題，有人甚至問我是否花了很多錢來請他們做推薦。對于像唐駿這樣一個轉會費就高達10億的人，我能出多少錢讓他給我做推薦？對于北大校長、人大校長、長江學者、國務院官員這樣的人，我能給他們什么讓他們給我做推薦？是因為這本書實實在在感動了他們，打動了他們。記得我當時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發了書稿，他看完后，連夜給我發來了推薦語，信中第一句話就是“廉思，含著淚閱讀了你的報告，這本書是無需推薦的”。人大校長紀寶成在國外出訪期間，一直帶著此書的書稿閱讀，并幾次讓秘書與我溝通，能否把出版時間再拖后些，他要認真地思考書中反映的問題，然后再撰寫推薦語。

　　信報記者：你現在正在進行的工作是什么？你下一個研究課題是什么？

　　廉思：我目前正在進行兩項工作，一是完成“蟻族”的全國調研工作。目前蟻族書中的內容主要體現的是北京地區的調研成果，上海、武漢、西安、廣州四地的調研踩點工作正在進行。

　　二是策劃蟻族第二本書，預計將于今年年底出版，蟻族第二本書與第一本有很大不同，不會再堅持宏觀分析、微觀故事與群體碰撞這樣的寫作思路，而是會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看待蟻族和蟻族現象。

　　-信報記者 王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