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4日,《文藝報》資深編輯、著名文藝評論家熊元義到華中師范大學漢口分校講學,和學生探討流行文化相關話題。熊元義提到“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的觀點,近來在年輕人中流行；這表明人們由上世紀40年代對群眾疾苦的同情,演變成而今對權錢的膜拜。現場,“90后”女生小謝站起來說:“如果黃世仁生活在現代,家庭環境優越,可能是個外表瀟灑、很風雅的人。加上有錢,為什么不能嫁給他呢?即便是年紀大一點也不要緊。”此論一出,舉國嘩然!

　　白毛女嫁給黃世仁會幸福嗎?

　　年輕人中之所以流行“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的觀點,除了對金錢的崇拜外,與其對歷史的無知也有很大關系。歌劇《白毛女》中,喜兒的確嫁給了黃世仁,雖然是被迫的。但嫁給黃世仁后的喜兒并沒有換來女大學生心目中的好生活,而是被黃世仁玩弄后拋棄,成為黃家的女傭,飽受凌辱與虐待。喜兒逃走后為免被人發現抓回黃家,只得躲入深山,因過于緊張和悲傷,加上艱苦的環境的折磨,一頭青絲變成白發,成了人們口中的白毛女。如果了解這一歷史,女大學生們還會說出“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的話嗎?其實,即便是在現在,傍大款的年輕女子也未必真有幾個是幸福的,后悔的也大有人在。青春換得來金錢,卻換不來幸福。人的命運還是要靠自己主宰,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是很愚蠢的行為。現在雖然沒有黃世仁,但卻不乏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人財兩空的情況并不少見。(楊國棟)

　　價值觀兜售的反諷

　　“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的出現是當下價值觀教育被“兜售”和“推銷”的惡果顯現。長期以來我國價值觀教育中對受教育者主體性都處于忽視狀態,普遍認為社會和成年人就是正確價值觀的擁有者。我們的家長和教育者認為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念”是天經地義的,卻很少去關心他們的感受,這種極端的教育方式有時達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效果。“白毛女為何不嫁有錢人黃世仁?”不正是鮮活的明證和嘲諷嗎?(朱四倍)

　　一種愛情的社會學

　　一種愛情,兩種境界,“嫁人當嫁黃世仁”較之前物質時代的相濡以沫,純粹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誰又能說它不是一種“選擇的必然”:教育產業化下的社會人才需求失衡,讓許多無權無勢的女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化生存,虛高房價一路飆升,讓不少年輕人的住房始終是“空中樓閣”；而婚姻生活后的小孩教育、父母養老、醫療等必需巨額支出,更是成為橫亙于不少新婚夫妻面前的高山與鴻溝——而這些,又顯然不是“黃世仁”以外的“窮小子”所能完全分擔與付出的。

　　這種“社會性的被迫”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愛情領域的時候,本應停留于眾多甜蜜與深情相擁場景中的女性擇偶觀,也就部分被俘虜與蛻變。社會倫理觀念,特別是愛情觀、婚姻觀,也在部分性地背離。在“社會性的被迫”下,部分年輕人或把買房費用、結婚成本轉嫁給父母,在“啃老“中得以成就“美滿”的婚姻。而更多條件缺失的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在選擇晚婚與不結婚之外,也只能放棄重人品、重職業的傳統擇偶觀,借助下嫁給“黃世仁”的方式,來逃避對這種“社會性被迫”的單獨面對。(王聃)

　　白毛女為何不嫁黃世仁?請回家問奶奶去!

　　白毛女為什么不會嫁個黃世仁?如果這話說給大學生們的奶奶聽,奶奶可能就沒有那么好的雅興了,不氣得閉過氣去,就會送上兩個嘴巴子。黃世仁陰險狡詐,手段毒辣。不僅放高利貸逼得楊白勞有家不敢回,還在楊白勞回家后對楊大打出手,沒有錢就搶女兒抵債。這樣的行為足見其道德喪盡,人性皆無。可以說他和喜兒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絕不是年齡大點那么簡單。同時由于階層的不同,黃世仁對喜兒只有一種赤裸裸的霸占,不會有絲毫愛心甚至是憐憫之心。就當時的那種情景說,喜兒嫁給(準確地說應該是黃世仁霸占或收為小妾)黃世仁也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說“過門了”就能“拿他的錢捐給慈善事業,幫助有需要的人”,那就是太傻太天真了。過去“灰姑娘”嫁個大財主的多的是,但原來是“灰姑娘”以后還照樣是“灰姑娘”,不會有絲毫的權利,一旦被大財主們玩夠,仍舊會被一腳踢開,處境比原來更糟。(朱少華)

　　“機會投機”折射功利社會生態

　　“黃世仁”和“白毛女”不僅代表著富有和貧困兩個不同的階級,還富有正義與邪惡對立的意味。也就是說,“白毛女”的權利被壓榨和“黃世仁”的為富不仁以及權利侵犯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反差——某種意義上說,前者不能放棄公平正義的訴求,注定與后者永不妥協,抗爭到底。而事實上,如今我們一直在為之努力的,正是消滅一切“黃世仁”,救贖所有“白毛女”。就算是有個別“白毛女”被“招安”,也不意味著可以放棄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和信仰。

　　是故, 不管社會怎么變遷,黑白始終分明,正義始終不能向邪惡低頭——就算是在今天和未來,“白毛女”還是“白毛女”,“黃世仁”還是“黃世仁”,不會有什么改變,因為這是最為基本的人類信仰價值。可吊詭的是,在時下一些人的眼里,“黃世仁”卻被誤讀成了風度翩翩生活優越的富人,所以“嫁了也無妨”。將“黃世仁 ”簡單地理解為富有和良好的生活狀態——這就不是什么價值觀的嬗變了,而是基本信仰的流失。在我看來,如此異化的價值觀說到底是一種“機會投機”,折射出社會結構性問題催生的某種功利社會生態。(陳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