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吃驚，真無法相信我獲獎了。”現年56歲的德國女詩人赫塔·穆勒，恐怕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在包括以色列作家奧茲、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日本作家春上村樹等在內的眾多熱門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把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收入囊中。

　　在頒獎詞中，諾貝爾獎委員會稱贊穆勒的作品“兼具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一無所有、無所寄托者的境況”。據悉，穆勒是諾獎歷史上第12位獲得文學獎的女作家，也是繼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申博爾斯卡1996年獲諾獎之后，又一位以詩歌摘取文學桂冠的女性。按照慣例，穆勒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40萬美元)的獎金。

　　關鍵詞一:政治

　　瑞典文學院在授獎公告中稱“赫塔·穆勒文學中的道德動力使之完全符合諾獎標準”。顯見的所謂“道德動力”，指的是穆勒對于羅馬尼亞特殊政治時期的批判和揭露。輿論也普遍認為，穆勒獲獎與她始終如一的政治立場大有關系。然而，獲獎當晚接受媒體電話專訪時，這位驚詫于“這個獎怎么會落在我頭上”的作家聲稱自己“從一開始寫作，就是寫給我自己的”，并表示:“剛開始寫那會兒，寫作于我并不重要。謀生才是第一位的。”

　　此種說法看似悖謬，對穆勒而言卻也自然。究其因在于自我與政治，更像是她自身經歷和文學生涯的一體兩面。穆勒1953年8月17日出生在羅馬尼亞巴納特一個德語小鎮，父母是羅馬尼亞境內講德語的少數民族。她的父親在二戰期間為德國黨衛軍效力。1945年，大量羅馬尼亞人被流放到蘇聯，穆勒的母親就在其中，她在如今的烏克蘭境內某個勞動營工作了5年。1973年到1976年，穆勒在羅馬尼亞蒂米什瓦拉一所大學學習羅馬尼亞和德國文學。在大學期間，她加入了旨在反對當時羅馬尼亞領導人奇奧塞斯庫統治的巴納特行動小組。完成大學學業后，穆勒在一家機器工廠當翻譯。由于拒絕充當秘密警察的線人，她被工廠解雇。

　　1982年，穆勒出版“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小說在羅馬尼亞遭到審查。兩年之后，她在德國發表了未刪節版本，同年在羅馬尼亞發表《暴虐的探戈》。在這兩部小說里，穆勒通過講述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的生活，揭露了政府對各種各樣的“異己”——少數民族、異見分子、不服從者等的迫害。由于她多次對羅馬尼亞政府提出批評，并且擔心秘密警察的侵擾，1987年，她和丈夫——同為小說家的理查德·瓦格納前往當時的西德定居。

　　羅馬尼亞集權統治下的生活經歷令穆勒終身難忘，盡管已離開故國20余年，然而壓迫與流亡、放逐與極權始終是她小說和詩歌的主命題。她的作品較多著墨于社會底層的現狀。小說《約會》是關于一個在服裝廠工作的女工，把小紙條放在來自意大利男人的西裝里，寫著“娶我吧”。《人是一只大野雞》則講述了羅馬尼亞邊遠地區的一個巴納特人申請出國，遭到羅馬尼亞官方的各種刁難，女兒被鄉村教會長老強暴，這個可憐人歷經艱辛離開故鄉，已經沒有足夠的心力去返回故土。在隨后的《單腿旅行》中，穆勒更是將遠離故土的沉痛感發揮到極致，羅馬尼亞移民伊蕾妮不僅有著“家國兩殤”的隱痛，而且所遷移之地亦非樂土，西柏林的資本主義社會讓人無法融入。由此，穆勒不僅像過去那樣宣布了“對故鄉的死刑”，而且也宣布了對“掙脫痛苦”這種追求的死刑。

　　穆勒最富盛名的長篇小說當屬《寶貝》。在這部小說里，貧困山區的女大學生費盡心力向上爬最終被等級序列的官僚奸殺，另一位迷人的美女則通過不斷出賣朋友而贏得“生活西方化、計謀東方化”的叢林式生存的勝利。其后她發表于1996年的小說《風中綠李》則講敘了一群從小長大的朋友的故事，有學生、老師和工程師。他們在獨裁政權下崩潰，最后選擇了自殺。書中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回憶童年經歷，構成了一段段敘述幾位死者的故事。在今年出版的新作《呼吸擺動》中，穆勒以她母親的經歷為藍本描寫了流放到蘇聯的羅馬尼亞人的生活。

　　關鍵詞二:語言

　　“井不是窗也不是鏡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會望進去。那時，外公的臉就會從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臉旁。他的雙唇間是水。”這是穆勒小說《黑色的大軸》開頭的一段文字。這部短篇小說發表在2001年第6期《譯林》雜志上，這是迄今為止國內為數不多的穆勒作品譯介之一。此外，1992年第1期《世界文學》曾做過穆勒的小傳，該雜志還于2003年第5期發表過她的一個小短篇《一只蒼蠅飛過半個森林》。

　　盡管目前國內對穆勒作品的譯介少之又少，但她文筆的靈動、詩意，從僅有的文字中可見一斑。譯林出版社總編辦主任袁楠回憶說，盡管穆勒的大部分作品她都沒有看過，但她的語言駕馭能力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語言是出奇地精確，據說她是查著字典寫文章的。她的文字不屬于晦澀難懂的一類，而是非常有韻味，其蘊含的文學價值不可小覷。”

　　北京大學德語系教授李昌珂這樣概括穆勒的寫作特點:“她的作品是一種自白文學，主要還是以回憶往事、反思歷史、描繪那些失去家園的被壓迫者的命運為主。”他認為，隱喻、轉喻、象征、暗示這些含蓄的表達方法使她的作品與眾不同。

　　對自己的寫作特點，在一次題為《感覺是如何自我虛構的》的演講中，穆勒坦陳，正是嚴格的審查迫使她學會了復雜的語言攻守策略:陌生化的段落建構、意象的扭曲式表達、心理狀態衍生式通感，如此種種使得她不得不與那些明快清晰的文學“絕緣”，她更是拾起法國詩人波德萊爾以降的“丑學”傳統，將一種沉重的陰郁感發展成一種宏大精確的美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年6月新上任的瑞典學院終身秘書彼得·恩隆德表示:“我認為，在穆勒的作品中有一股難以置信的力量，她擁有非常獨特的寫作風格。”他接著說道，“你只要閱讀了半頁，就馬上知道這就是赫塔·穆勒。”

　　書評人唐學鵬進一步指出，穆勒文學所代表的“價值無從依存”、揮之不去的陰郁感以及不斷滋長的“絕望美學”因諾獎而加冕，這不僅是對其作品文學價值的認可，更是當下新的冷感時代形態的一種隱喻。“相比穆勒小說語言具有的無可匹敵的質感、奇幻及穿透力，當你看到‘漢化’后諸多諾獎小說的蒼白，你不由不感佩她的文學之美。”

　　關鍵詞三:跨文化

　　有專家對近年的諾獎得主做出比較后表示，近年來的諾貝爾文學獎仿佛成了跨文化另類作家的樂園:自2000年至今，10位獲獎者中有7位具有跨文化特質，幾乎每位獲獎者均有“另類作家”色彩，而最近3位獲獎者均是“跨文化另類作家”——具有津巴布韋情結和血緣的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具有毛里求斯血統和美洲作家特性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當然還包括本屆諾獎得主穆勒。

　　穆勒幼年生活在一個羅馬尼亞德語社區中。多年后她回憶說，自己第一次接觸到羅馬尼亞語時已經15歲，在她生活的地方沒人講羅馬尼亞語。之后她又移民到一個德語國家，所以對德語和羅馬尼亞語兩種母語，她一直有非常復雜的感情。“我的羅馬尼亞語水平一般，我相信羅馬尼亞語最美的部分是我在轎車廠干活時學到的日常用語。”“羅馬尼亞的比喻更加肉感，直截了當。那種直接的形象比我的母語德語更適合我，這是我想學羅馬尼亞語的主要原因。但我的羅馬尼亞語詞匯不那么豐富，詞匯貧乏就很難表達自己。因此我一直使用德語寫作。”

　　在北大德語系教授潘璐看來，穆勒作品體現出來的顯然不只是語言的碰撞，“她本是西歐后裔，卻出生在東歐；經歷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這種經歷讓她可以更好地展現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沖突和融合。”很顯然，在中東歐這塊多種語言和文化交鋒的地方，穆勒的獲獎再次證明了跨文化寫作難以盡言的巨大魅力。

　　生活在跨文化的語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無所適從”。在羅馬尼亞的時候，她是講德語的少數民族；到了德國，她的身份又是羅馬尼亞的移民。這些因素，無形中加大了她尋找歸屬感的難度。因此她說“寫作，是唯一能證明自我的途徑”。而在一些評論者看來，即使獲獎，穆勒也無法掩蓋自己作品的小眾特點——她的頭腦，還生活在那個意識形態對立的時代，她的文學世界，依然充滿無家可歸的迷茫和絕望。

　　作者：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