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格薩爾王》在九月的國際圖書博覽會上舉行全球首發，這意味著這部藏族傳奇史詩將隨著這部重述神話作品，通過多種語言再次在世界多個地方傳播。也許，這部小說的功用，還在于讓我們更接近真實的《格薩爾王傳》？

　　《格薩爾王傳》怎樣被發現？

　　“發現”，這對我來講，是個有些艱難的話題。

　　不是材料不夠，或者線索的梳理上有什么困難。而是這個詞本身帶來的情感上的激蕩。我們自己早就存在于這個世界上，也早就意識到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不然，我們不會有宗教，有文學，有史詩，因為所有這些精神性的存在，都是因為人意識到自己在地球某一處的存在，意識到這種存在的艱難與光榮而產生出來的。描述這種存在，歌頌這種存在，同時，也質疑這種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格薩爾王傳》也是意識到這種存在的一個結果。我們可以說，自這部史詩產生以來，就已經被演唱的人，聆聽的人，甚至那些留下了文字記錄本的人所發現。問題是，從哥倫布們從伊比利亞半島揚帆出海的那一刻起，這個世界的規則就開始改變了。在此之前，一種文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需要自我認知，即是發現。但從這一個時刻起，這個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便有了先進與落后的分別，強勢與弱勢的分別。從此僅有自我認知不行了，任何事物，都需要占有優勢地位的文化與族群來發現。所以，印第安人在美洲生活了幾千年，但要到15世紀等歐洲人來發現。中國的敦煌喧騰過，然后又在沙漠的包圍中沉睡了，還是要等到歐洲人來發現。西藏和中國內地，轟轟烈烈來往了上千年，最后還是要等西方探險家來發現。

　　《格薩爾王傳》的命運也是一樣。

　　法國藏學家石泰安把發現這部史詩的日子定在1836年。標志是其部分章節的譯本在歐洲出版。非常有意思，這個譯本是根據蒙古文翻譯的。也就是說，在歐洲人發現之前，這部藏族人的史詩已經被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都非常接近的蒙古人發現了。但這個發現不算數。所以，要直到歐洲人來發現才算是發現。在這里，我陳述的是一個事實，從殖民時代一直延續到后殖民時代的基本事實，而并不是對石泰安先生個人有什么不滿。相反，他個人在藏學和格薩爾研究方面卓有建樹，他于1959年在法國出版的《西藏史詩與說唱藝人研究》一書，長達七十余萬言，也是我初涉這個題材領域時的入門書之一。

　　關于國外發現格薩爾故事的過程，四川社科院研究員任新建先生的文章給了我們更詳盡的說明。1886年，俄國人帕拉萊斯在蒙古旅行時，發現了這部史詩的蒙文本，后來在圣彼得堡出版的譯本就是這個人搜集來的。直到1909年，法國傳教士在拉達克(今屬印巴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搜集到兩本藏文本，翻譯后在英屬印度出版。1931年，法國女探險家大衛·妮爾夫人從四川方向進入西藏，就在林蔥土司家中借閱了土司家珍藏的《格薩爾王傳》手抄本，在接下來的行程中，又在今天的青海玉樹地區記錄到一個說唱藝人的唱詞。后來，她將這些內容整理成書，以《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為名，在法國出版。這雖然不是《格薩爾王傳》的原貌，卻也較完整地介紹了整部史詩的大致輪廓。上世紀五十年代后，國外的格薩爾研究才有了巨大的進展，涌現出了一批卓有建樹的“格學”家。前述法國的石泰安先生就是其中一個佼佼者。

　　我們說，在今天這個時代，“發現”的意義不再是自我認知，而是來自更為強勢的外界的發現。地區與地區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如此，不同的族群與文化之間也是如此。所以，我們談流傳于青藏高原的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發現，既是指被中國以外的西方世界發現，也是指在中國居于主流地位的漢文化對于這部史詩的發現。

　　與西方的發現相比，這是一個優美的故事。

　　時間要回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一位在四川一所中學教授四川鄉土史的老師放下了教鞭，受邀前往康區，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后來，我也曾為考察《格薩爾王傳》的流傳多次前往這一地區。所不同的是，我是駕駛性能可靠的越野車前往，而這位叫做任乃強的先生前往的那個時代，這一十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沒有一寸公路。但這位先生，在1929年到1930年一年時間里，先后考察了滬定、康定、道孚、爐霍、甘孜、新龍、理塘和巴塘等十余縣。據任先生自述：“所至各縣，皆周歷城鄉，窮其究竟，鞍馬偶息，輒執土夫慰問，征其談說，無論政治、軍事、山川、風物、民俗、歌謠……皆記錄之。”后來這些記錄文字陸續在內地漢文報刊發表。其中就有關于《格薩爾王傳》的介紹。

　　此前，漢族地區也有有關這部史詩的流傳。但人們滿足于道聽途說，而未加考證，便妄下斷言，認為是藏族人在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傳說關羽關圣人的故事，后來又以為是藏族人在用藏語傳說三國故事，便命名為“藏三國”或“蠻三國”。任乃強先生第一次于1930年用漢文發表，并向漢語世界的讀者表明，這部被稱之為“蠻三國”的作品，實為流傳于藏族民間的一種“有唱詞”的文學藝術，內容“與《三國演義》無涉”。并且，他還在文中模擬演唱者的語調翻譯了一段。

　　在這次考察活動中，任先生不僅收獲了許多文化成果，更發現被在被視為“蠻荒之地”生活的康巴藏人“有內地漢人不及的四種美德，即仁愛、節儉、從容、有禮”。他感到，在真正認知這個民族，還有語言上的隔閡和民族心理差異這兩個障礙需要跨越。他以為，找一個藏族人為妻可能是跨越這兩大障礙的最方便辦法。于是，便請人做媒說親，娶得新龍縣藏族女子羅珠青措為妻。而他最初介紹到漢族地區的格薩爾故事，就是在其歷時七天的藏式婚禮上，根據妻子的大姐在歡慶時刻的演唱所作的記錄。

　　我這個故事，來自任新建先生所寫回顧《格薩爾王傳》研究史的文章。而任新建先生，正是任乃強先生和羅珠青措的兒子。任新建先生子承父業，在藏學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

　　現在照應一下開篇，解釋解釋開篇時所引的那首詩體的贊頌詞。這首贊頌詞的漢譯者是劉立千先生，一位對于西藏學有深厚造詣的漢族學者。他說，這首詩前三句說文殊菩薩妙智無窮，如綻放的花朵層層無盡展開。這樣智慧的花朵吸引我們猶如英俊少年牽引少女的心靈。劉立千先生指出：這是運用了藏族修辭學著作《詩鏡論》上的形象修辭手法，用經過比喻的事物，再去比喻另一事物。就是比喻中套著比喻。這也說明，不同的文化所哺育的不同語言，總有著別種語言無法特別感受的特別表達，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多元文化的存在才使這個世界顯得豐富多彩。(完)

　　阿來：藏族，小說家，現居成都。主要作品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長篇散文《大地的階梯》，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空山》獲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杰出貢獻獎。新作《格薩爾王》為全球重述神話國際出版項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