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作為開國大典的主席臺，正中門洞的上方要懸掛毛主席像。關于這張毛主席畫像的來歷，知情者甚少，而毛主席畫像上面的字，也誤傳了多年

　　開國大典籌委會把天安門城樓上掛毛主席畫像的任務交給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研究后確定由周令釗來繪制毛主席畫像。任務是由中央美院黨委書記江豐下達的。周令釗受領任務的同時，接到上面送來用于繪制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畫像所參考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新聞攝影局的攝影師鄭景康在延安照的一張流行很廣的毛澤東與朱瑞的合影照片的裁切版，即有毛主席頭像這一部分。

　　為了給畫家們提供毛澤東畫像的摹本，周恩來幾次交代有關部門，派攝影記者來到豐澤園，為毛澤東拍攝正面肖像照。當時，毛澤東剛從香山的雙清別墅搬進中南海不久。秘書把那些專為天安門懸掛而拍攝的照片都擺在毛澤東菊香書屋的案頭上，讓毛澤東本人挑選，毛澤東感到攝影師為自己所拍的照片都不盡如人意，他對工作人員表示:“我不喜歡這一本正經的照片，如果天安門上一定要懸掛我的像，最好從那些隨隨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選一張。因為隨意拍的照片比這樣的照片自然。”周恩來在得知毛澤東的意見后，又派人送來幾幅戰爭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張毛澤東和朱瑞在一起的合影。這是一張被攝影師鄭景康無意中拍攝的照片。那是在一個秋天的清晨，毛澤東和正在延安組建炮兵學校的朱瑞沿延河邊散步的時候留下的紀念。然而，在開國大典的禮炮聲馬上要在北京響起的時候，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部隊的創始人之一、東北野戰軍炮兵部隊司令員朱瑞，竟然再也回不到他的身旁了。朱瑞是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遼寧義縣的戰斗中，不幸腳踏地雷而犧牲，年僅43歲。

　　毛澤東是從第四野戰軍政治部轉送中央的朱瑞烈士遺物中，意外發現了那張他和朱瑞在延河邊的合影。兩天后，經毛澤東建議，將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周令釗接到照片后，立即開始構思、打腹稿。天安門城樓懸掛毛主席像高6米，寬4.6米。要繪制這么巨大的畫像，在當時困難很多。這么大的畫像，如果用布去繃，經不住風吹，需要用鐵皮。

　　周令釗回憶說:“那時沒有那么大的一整張的鐵皮，作畫用的鐵皮是拼接而成的。在作畫時，采用打格放大的辦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澤東形象，繪制成巨幅的人像。繪畫時，要登上一個三層的腳手架，像蓋房子一樣高空作業。毛主席才華橫溢，不僅是軍事家、政治家，還是詩人。在作畫時，總浮現毛主席的詩人氣質，特別是他說湖南話時嘴角有些特點，所以作畫時，在畫嘴角時，就注意刻畫這一細部，雖用筆不多，面積不大，但與別人的像卻不同。這是他的特色。”“這幅畫像用了兩個多星期。我和陳若菊每天自備饅頭和咸菜，拎著暖水瓶，在天安門的東墻下，一畫就是一整天。在沒有升降機，沒有望遠鏡等設備的情況下，畫這樣的巨幅畫像，確實遇到了許多困難。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遠看，然后再進行修改、修飾。這主要是在作畫時，看不到作品的全貌，是憑著經驗和感覺來進行創作。”

　　1949年9月30日，周令釗夫婦如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繪制任務。時任北平市市長的聶榮臻是第一個前來觀看畫像效果的領導。聶榮臻說:“畫得還可以，也像，氣質也符合，但明天就是開國大典了，這是一個隆重而莊嚴的日子，主席的風紀扣應扣著好。”周令釗夫婦按聶榮臻的意見，趕緊用手中的畫筆，將毛主席的風紀扣畫上。至此，毛主席畫像繪制任務完成。夫婦倆回家休息，準備第二天參加開國大典。但不想，夜深之時，有人敲門，說首長在檢察驗收時，對毛主席畫像提出再修改。

　　2008年10月，筆者就此事訪問了周令釗夫婦。陳若菊說:“那天已經深夜了，有人來敲門，說是要改毛主席畫像。周令釗趕緊起床，去了天安門。我沒再去。”“當時，在受領繪制毛主席畫像的任務時，有專人向我們交代，在毛主席畫像下面要寫上‘為人民服務’五個字，要寫紅字。”周令釗說:“我當時住五老胡同，趕到天安門時，畫像已經掛到天安門上了。天安門上的聚光燈對著毛主席畫像。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用梯子。但梯子沒有那么高，于是就把梯子綁起來，搭在天安門城樓上頭。我手上拿著油漆桶和畫筆，爬上去。梯子很軟，一顫一顫的，尤其是底下城門洞是空的，總覺得很不踏實，要是有恐高癥還真干不了。”后來聽鐘靈說，“畫像拿到中南海，是領導同志認為不要寫這五個字，所以才決定將這五個字涂掉。用灰藍色的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寬的白邊和字跡，一起涂成中山裝。涂好后又上下看看，在中山裝上又添了一個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