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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秋，西班牙馬德里梅嫩德斯·佩拉約大街上一家名叫“小蝸牛”的酒館里，日后成就大名的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開始寫作《城市與狗》。其時他年僅22歲，已經結了婚，生活的重負幾乎壓得他喘不過氣來，有時為了生計他不得不兼做幾項工作。盡管此前他已寫了一些作品，中篇小說《挑戰》還獲《法蘭西雜志》組織的秘魯短篇小說比賽獎，為此他獲得到巴黎旅游15天的獎勵。不過，此時文學對他來說還只是一種業余愛好。

　　作品完成的時間是1961年冬。出版的過程并不順利，手稿像鬼魂一樣從一家出版社轉到另一家。最后在友人的幫助下，由巴塞羅那詩人卡洛斯領導下的塞依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小說引起的反響是始料未及的。秘魯政府在軍界的壓力下，宣布該書“褻瀆了偉大的軍隊和愛國主義感情”，應該焚燒。軍隊特別在故事背景發生地布拉多士官學校舉行焚燒儀式，并對略薩口誅筆伐。但出乎秘魯政府預料的是，焚燒反而成為加快該書傳播速度的一個動力。小說轟動西班牙語世界，當年就獲得“簡明叢書”文學獎，且迅速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傳。

　　自此，略薩覺得自己從穿短褲時即懷有的“將來要當作家”的夢想，已然變成現實。但那時他多半沒有想到，這部小說會與《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跳房子》和《百年孤獨》一起將拉丁美洲文學帶進爆炸時代，他也因此與富恩特斯、科塔薩爾、馬爾克斯并稱為“爆炸文學”四大主將。此后，他不斷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新穎的敘事技巧使全世界讀者著迷。誠如《波士頓環球報》所指出的，略薩包括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劇作、隨筆和報刊文章等在內的眾多作品，已經確立了他作為一位當代偉大作家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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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略薩曾說，寫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覺得更好、更能保護自己抵御不幸困擾的方式。在流傳甚廣的《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他同樣援引福樓拜的話:誰要是掌握寫作這種美好而耗費精力的才能，他就不是為生活而寫作，而是活著為了寫作。

　　此話信然，早在長篇處女作《城市與狗》中，他便以小說中的主人公阿爾貝托自況，給自己描繪了這樣一幅自畫像:阿爾貝托為人不卑不亢，在捍衛尊嚴和個人合法權利方面，絕不妥協。他時而生活在社會上層，時而與來自社會底層的黑人、混血種族學員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上層社會的偽善、欺詐和糜爛的生活，也了解貧苦階層的悲慘處境。這兩個極端他都不能接受，于是自建文學的城池，去抵擋“城市”喧囂和“狗”們的狂吠。

　　憑著這種“不妥協”的寫作姿態，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略薩把筆觸伸向廣泛的社會現實。由5個人的故事“結構”而成的《綠房子》，以妓院“綠房子”的興衰串聯起20世紀20年代以來秘魯北部長達40年的社會生活史；《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一反戰爭文學的傳統模式，寫秘魯某邊防上尉潘達雷昂奉密令，招募一些女郎，組成一支勞軍隊以慰難耐兵營生活的兵士。其中上尉向他的長官報告勞軍隊的組建和工作情況的幾章，完全用公文形式寫成，反諷筆調躍然紙上；《世界末日之戰》則通過對農民起義首領“勸世者”、封建貴族卡納卡納布拉沃爵、歐洲“革命者”加里雷奧·加爾三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畫，對拉丁美洲的悲劇歷史做了藝術性的思考。

　　1990年，在參與秘魯總統大選的角逐中，略薩最終敗給另一位總統競選人藤森。日后，在回憶錄《水中魚》中，他反思道:現在看來，沒能獲勝意味著一種精神解脫，可當時真是刺痛了我的心。然而，正是此次敗選，讓他堅定了對寫作的信仰，“我要設法通過我的寫作參與政治。”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似乎放棄了用文學改變“時代和社會”的初衷，轉而投入寫作驚世駭俗的情愛小說。《繼母頌》寫一個小學生與自己的繼母有染；作為《繼母頌》續篇的《情愛筆記》，寫與繼母有染的孩子最終設法使父親和繼母破鏡重圓。取材于他自己親身經歷的《胡利婭姨媽和作家》則寫了一位18歲的青年與姨媽戀愛結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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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略薩終究沒有停留在情愛的藝術天地里。2000年，他出版了《公羊的節日》。小說通過杜撰的一個女人烏拉尼婭的見聞，再現了拉美最血腥的獨裁統治。時隔三年，略薩又以《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回到了歷史題材。在取材于真實人物19世紀法國畫家保羅·高更及其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經歷的這部小說里，略薩在對烏托邦思想的描述和探討中，寄予了文學和現實的關懷和思考。

　　在略薩看來，如同堂吉訶德挺起長茅刺向風車，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現實生活的替代品，是對生活難以滿足的野心的安撫。對現實的懷疑，無疑是構成文學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文學日漸式微的當下，略薩依然張揚閱讀。“通過閱讀塞萬提斯、莎士比亞、但丁或者托爾斯泰，我們得以互相理解，也正是從他們的作品里，我們學到了人類的共同精神。”

　　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