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與國徽

　　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任務，最初中央曾打算用國旗征稿的辦法完成，但因國徽設計要求更多的專業性，200多份征稿未見滿意者。周恩來總理于是決定，讓兩個專家團隊來設計。

　　幾經研討，張仃和梁思成兩個設計組拿出兩個不同方案，而且，竟成相峙之勢——

　　從1950年9月30日張仃將自己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親自掛上天安門城樓到今天，已經過去了59年，但說起那段難忘的往事，這位年過九旬的老人仍然記憶猶新——

　　1949 年10月，開國大典剛過20多天，為天安門城樓及游行隊伍總設計工作操勞多日的中央美院實用美術系主任張仃教授，又完成了國徽方案之一的設計。能獲得為新中國設計標徽的殊榮，張仃激動萬分。一份簽注為“永久”保管期限的第50號政協檔案文件顯示，張仃進行并呈交國徽方案的時間段為“1949年10月23日起至1950年6月17日止”。

　　國徽設計的任務，最初中央曾打算用國旗征稿的辦法完成，但因國徽設計要求更多的專業性，200多份征稿未見滿意者。周恩來總理于是決定，讓兩個專家團隊來設計。

　　張仃和梁思成受命承擔起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重任。張仃代表中央美術學院設計組，梁思成代表清華大學營建系設計組。前一組設計者為張仃，提供技術意見者有張光宇、周令劍，助理繪圖者為曹肇基；清華大學營建系組“擬制國徽圖案說明”者為林徽因、莫宗江，參加技術意見者為鄧以蟄、王遜、高莊、梁思成(原文件順序如此)。

　　張仃和梁思成一開始就提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案。

　　張仃的方案構思是：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征工農聯盟。齒輪上方，環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征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三、天安門——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筑，是我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征。

　　梁思成組的方案構思為：“以一個璧或瑗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的整體”,“求其由古代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圖案。”

　　兩組方案相同之處是“五星、齒輪、嘉禾”。張仃坦言：在國徽草案設計過程中，一度交換意見，接受了梁先生很多寶貴意見，“但與梁先生意見相左部分，仍加保留”。相左在于天安門。梁思成組對張仃方案中的天安門提出批評意見，他們認為，天安門是封建王權的象征。

　　張仃堅持以天安門為主的方案，并為這個方案做了專業化的針對性解釋：

　　梁先生認為：天安門為一建筑物，不宜作為國徽中構成物，圖式化有困難，宜力避畫成一張風景片，要變成次要裝飾。

　　設計人認為：齒輪，嘉禾，天安門，均為圖案主要構成部分，尤其以天安門為主體，即使畫成風景畫亦無妨(世界各國國徽中畫地理象征的風景畫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題。

　　梁先生認為：國徽造型最好更富圖式化、裝飾風，寫實易于庸俗。

　　設計人認為：自然形態的事物，必須經過加工才能成為藝術品，加工過分或不適當，不但沒有強調自然事物的本質，反而改變了它的面貌。譬如群眾要求的嘉禾式樣是非常現實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閃閃，顆粒累累，尚僅從形式上追求，無論出自漢磚也好，魏造象也好，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寫實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梁先生認為：國徽圖案應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多采用民族形式。

　　設計者認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繼承美術上歷史傳統，應該是有批判的，我們應該繼承能服務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這是原則，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無原則歌頌古人，而是推陳出新。

　　梁先生認為：國徽中彩帶仿六朝石刻為高古、唐代就火氣重了。

　　設計者認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場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帶，表現靜止，確是精構，倘用在國徽中，就太靜止了，而唐之吳帶是運動的，所謂“吳帶當風”。國徽彩帶采用這樣的精神，正適應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北京朱墻、黃瓦、青天，為世界都城中獨有之風貌，莊嚴華麗，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黃)、青三色。此亦為中國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識分子因受資本主義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畫影響，厭此對比強烈色彩，認為“不雅”。(尤其厭群青色。但不可改為洋普藍及孔雀藍，否則中國氣全失，且與朱金不和。)實則文人尚未發展之前，國畫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畫，再早漢畫，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廣大人民，至今仍熱愛此豐富強烈的色彩，其次非有強烈色彩，不適合裝飾于中國建筑上，倘一味強調“調和”，適應書齋味，一經高懸則黯然無光，因之不能使國徽產生壯麗堂皇印象。

　　以上系摘自有關原始檔案，文中“設計者”乃第一人稱的張仃。

　　兩個方案，各自表述，也各有其欣賞、贊同者，竟成相峙之勢，于是交政協表決(此前，張仃的政協會徽設計方案被順利采用，廣受好評)。張仃方案以微弱多數票勝出。

　　周恩來總理再做決定，將張仃方案交梁思成小組完善、深化,最終再由張仃制作為成品件。這一決定，同樣體現了賦權于民，爭取廣泛團結的偉大智慧。后來，梁思成作為黨外人士領取了現金稿費；張仃作為黨內同志領取又捐回了象征稿酬的200斤小米。

　　應該說，初稿階段的張仃國徽設計(即手繪稿)，天安門的比例不很標準、規范。梁思成小組根據實測，極其精準地再造了一個莊嚴雄偉的圖像天安門，剪影軒昂，氣度非凡。更重要的是，雕塑家高莊更在執行深度加工的過程中，用“吳帶當風”的綬帶詩意發揮，匠心獨運地處理了天安門、麥穗、齒輪和五星之間的審美統一，絲絲入扣，氣通神貫，令國徽設計獲得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立體的品質飛躍。后來，張仃帶領美術供應社的技師，把直徑3米多的木雕巨型國徽趕制出來，并于1950 年9月30日親自掛上了天安門城樓，直到今天。

　　以下要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基本形成條件：領袖們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英的立國理念和意志；政協的選擇投票和交辦決策；張仃的初稿及梁思成對初稿的補襯；梁思成小組的完善，尤其是高莊的浮雕藝術升華；張仃小組的最終制作。各個環節互為關聯與支持，缺一不可。國徽乃集體智慧的結晶。

　　此前此后，張仃還曾親自設計或組織設計過開國郵票、政協郵票、開國大典美術景觀、中南海多處裝修等。將八個大燈籠掛上天安門，最初也是他設計創意的。

　　作者：鄒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