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三平的電影觀

　　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的影片《建國大業》，前天下午起在全國各地隆重上映。

　　韓三平，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影制片人協會理事長，《無極》、《赤壁》、《梅蘭芳》、《長江七號》、《瘋狂的石頭》、《投名狀》、《南京！南京！》、《瘋狂的賽車》等影片的出品人，“CCTV2008經濟年度人物”，國際電影制片人協會第一副主席……在這眾多頭銜之后，如今又增添了一個耀眼的稱號———《建國大業》總導演。

　　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韓三平從《建國大業》談到中國電影產業，動情時雙手揮動，凝思時雙目深邃，激情與情懷，洋溢其間。

　　北京懷柔，國家中影數字制作基地。

　　走進這個完全建成后擁有20萬平方米各類電影設施的基地，但見一幢幢深色四方建筑整齊排列，窺不出什么端倪。工作人員向我們介紹說，這些建筑的內部擁有電影制作全部流程所需的設備，堪稱世界一流水平。好萊塢最大的攝影棚是3700平方米，而在這個基地里藏著的超大攝影棚卻有5000平方米，里面足可以搭建一架波音飛機和三四列火車。

　　在《建國大業》緊張的后期制作間隙，我們見到了韓三平。

　　如果要我給《建國大業》定位，我說它是一部中國的“英雄史詩片”

　　解放周末：作為獻禮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最重頭的電影，《建國大業》未映先熱，開拍至今一直備受矚目。這是您18年后重執導筒，當時為何會接拍此片？

　　韓三平：當初張和平(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給我打來電話，希望由我來執導，他說了很多理由，但最終打動我的是他說了一句“新中國成立60周年了，應該實實在在到一線來奉獻一點力量、留一份紀念”，最后電影局領導和總局趙實副局長決定讓我擔任總導演，盡全力拍好這部影片。

　　解放周末：有人說《建國大業》是主旋律電影，有人說是勵志片，也有人說是英雄片，您對它的定位是什么？

　　韓三平：在剛接到這個任務時，我并沒有太多考慮這部片子的總體風格和定位，在修改劇本、物色演員和拍攝的過程中，我才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想法。現在如果要我給《建國大業》定位的話，我說它是一部中國的“英雄史詩片”。

　　解放周末：為什么這么說？

　　韓三平：我們選取了一個很特殊的時間段，就是1945年到1949年這五年。這五年可以用翻天覆地、波瀾壯闊來形容。

　　當時世界歷史的大背景是，二戰剛剛結束，人類的一場人為造成的浩劫剛剛結束，全人類都在思考未來，怎樣避免同樣的災難再次發生？怎樣避免法西斯分子這樣的人物再次出現？而這個時候的中國，在近百年來的歷史上，第一次戰勝了外敵入侵，國共合作，友國協助，戰勝了日本法西斯。接下去，中國該怎么辦？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著兩個不同的階級、兩種不同的政治派別，兩種截然不同的利益，這兩大政黨各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和蔣介石。

　　解放周末：一位英雄與一個梟雄的較量。

　　韓三平：是智慧、理想、人格、世界觀、情懷的全方位較量。

　　解放周末：歷史要作出選擇，中國要作出選擇，人民要作出選擇。

　　韓三平：極其深刻的選擇。最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戰勝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國家。這個新國家的建立，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這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而是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而且，變化不僅發生在政治制度上，還有經濟、文化、軍事、教育，乃至社會的觀念上。

　　因為這是一個風云時代，所以它必然發生一系列震驚中外的風云事件，這些風云事件背后必然會有許多毛澤東所說的“風流人物”。應該說，那個時代帶有濃厚的英雄史詩意味，4.5億中國人的命運都與這些事件、人物緊密關聯，這種影響遠遠超過一個歌星、影星、文人，是在一切領域產生深刻的影響。

　　解放周末：18年前，您導演了《毛澤東的故事》，18年后，您再次選擇了這位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偉人。

　　韓三平：1999年，美國《時代》集團組織了100位西方各領域的專家，評選20世紀影響世界的100個人物，中國有兩位，一位是孔子，另一位就是毛澤東。同時，他們又評選了影響世界的100個事件，其中有毛澤東領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人物和事件中同時當選的，只有毛澤東。這就證明，毛澤東不光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對人類社會而言，他也是一位英雄。很多國外的大導演都想拍毛澤東，斯皮爾伯格和奧立弗·斯通都親口跟我說過，他們想拍毛澤東這個人物。陳凱歌、姜文都曾經跟我說過，他們最想演的人物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是我們民族的財富，是文化的財富，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對人類歷史、對中華民族的影響還會長期地延續下去。所以我個人或者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很崇拜這位英雄的。

　　解放周末：您從小就有英雄情結？

　　韓三平：我小時候喜歡看電影《地道戰》、《鐵道游擊隊》，喜歡李向陽、劉洪。男孩子都有這種情結吧，我更強烈一些，對銀幕英雄形象更加崇拜。我覺得我們這種英雄崇拜和現在的那種追星是有本質區別的。

　　解放周末：所以您要用一部英雄史詩片去激勵年輕人培養一種英雄情懷，而不是淺薄地熱衷于追星。

　　韓三平：對！因為《建國大業》是一部英雄史詩片，所以我們希望它對現在的觀眾，尤其是青年人，能有強烈的勵志作用。不是要青年人向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直接學什么東西，而是希望他們首先了解這段歷史和這些人物，因為這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

　　解放周末：這樣的英雄史詩片，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第一部嗎？

　　韓三平：如此直截了當地從政治、軍事、二者的基礎經濟三個方面恢弘地來表現1945年到1949年中國歷史狀況的，至少是很重要的一部。

　　在中國電影界，我是典型的從“士兵”到“將軍”

　　解放周末：您小時候看《鐵道游擊隊》，有沒有想到過將來要成為一個拍大片的電影人？

　　韓三平：根本沒想到過。我們這代人正常讀書的年紀都被耽誤了，我1971年當了兵，空軍地勤技術兵，1975年復員。復員以后，有一次我偷偷跑去開車，結果車翻了，撞斷了手，休息了3個月，把分配給錯過了，那次把我分在茶葉廠。后來又分配一次，就分到峨眉電影制片廠去了。要不是那次陰差陽錯，我現在也許就是茶葉廠廠長了。

　　解放周末：到制片廠以后，是怎么拍上電影的？

　　韓三平：那個時候導演、編劇都必須是專業人才，我才念了幾年書啊，我是去當照明工的，就是一個“燈爺”。那時候照明工還要在燈架板上給演員打燈，頂棚上熱得不得了。

　　解放周末：做導演是后來的事情？

　　韓三平：后來就朝這個方向努力了，先考上四川大學中文系，畢業以后聽說電影學院有導演系進修班，大伙兒都削尖了腦袋往里鉆，我也鉆進去了，所以后來就做了導演。

　　解放周末：您執導的第一部電影是什么？

　　韓三平：第一部是1986年拍的，叫《不沉的地平線》。那個時候等級是非常嚴格的，從場記、助理導演、副導演、聯合導演，再到導演，第一部還是聯合導演。第二部是《避難》，講的是在一個教堂里，幾個避難的中國女性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那種較量和斗爭。

　　解放周末：第三部就是《毛澤東的故事》吧？

　　韓三平：是的，為那部電影我傾注了很多心血。

　　解放周末：那里面的毛澤東和《建國大業》里的毛澤東一樣嗎？

　　韓三平：完全不同。那個時候毛澤東被封為神，像一個超現實的英雄，《毛澤東的故事》主要的任務是把他還原成一個人。這部電影里，扮演毛澤東的古月獲得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演員獎。但這部電影與《建國大業》不是一個等量級的，高度與深度沒法比。

　　解放周末：作為一位導演，那個時候您就開始顯露才華了，但后來為什么沒再拍下去？

　　韓三平：在峨嵋電影制片廠我先后做過文學編輯、場記、副導演、聯合導演、導演，之后國家進行改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需要大量的新型管理人才，上級組織就從懂電影制作、制片和導演的這些比較年輕的人中間抽調了一批做行政管理工作，我被抽調出來擔任了峨眉電影制片廠的副廠長。1994年我到北京，當了北影廠副廠長、廠長，后來就是中影的副總經理、總經理、副董事長，到現在的董事長。在中國電影界，我算是典型的從“士兵”到“將軍”，一路摸爬滾打過來的，哈哈。

　　如果沒有1997年《甲方乙方》的出現，我恐怕就做不成電影了

　　解放周末：剛到北影廠上任的狀況還記得嗎？

　　韓三平：那是中國電影最不好的時候。投100萬下去，不是虧10萬、20萬，而是80萬、90萬。那個時候經濟體制已經從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但是文化產業領域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模式，完全不適應大環境了。我們是真的在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任何經驗。當時北影廠和其他電影廠一樣，連發工資、報銷醫藥費都難，非常艱難。

　　解放周末：難到什么程度？

　　韓三平：難到根本就沒錢能拿來拍電影，連維持正常的工資、醫療、福利，甚至冬天的供暖都非常吃力。我印象中有一次，剛發完工資，總會計師就來跟我說，廠長，賬上還有16萬。16萬是什么概念？就是全廠職工報銷一次醫藥費都不夠。

　　解放周末：也是在那個時候好萊塢電影進來了，又是一種沖擊吧？

　　韓三平：非常巨大的沖擊。原來我們看到的進口片都是他們五年、八年以前生產的，而那時候當年的片子就直接進來了。我還記得第一部進口的動作大片是《真實的謊言》，一來就票房過億，那時候我們自己的本土電影要做到一千萬元票房都很難，這一來真的把中國電影沖得一塌糊涂，而且本土創作又正好遇到了一個瓶頸期。中國電影怎么辦，中國電影向何處去？現在說起來蠻輕松的，其實那個時候心情很沉重。七八年前，我去韓國，晚上10點，電影院還是人聲鼎沸，當時我覺得特別悲涼，因為中國電影沒人看，經營慘淡。直到1997年，我的一個朋友馮小剛來找我，說他想拍電影。

　　解放周末：馮小剛當時應該是電視劇導演吧？

　　韓三平：是的，他們剛拍了《編輯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紐約》。后來我們左思右想，要怎么讓觀眾愿意掏錢進電影院？得先讓人樂起來才行。最后我們決定在過年的時候拍個喜劇片給大家看，就做了《甲方乙方》，這是中國第一部賀歲片，總票房3600萬元，這在當時的中國電影市場上絕對是個奇跡。說實話，如果沒有當年《甲方乙方》的出現，我恐怕就做不成電影了。

　　解放周末：聽說您還帶著導演們四處找人給電影投資。

　　韓三平：當時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投資，有一次一批銀行家在四川樂山開會，我就帶著十幾個導演去跟他們談，后來一次帶了四十幾個導演去“化緣”，陳凱歌、馮小剛、李少紅、田壯壯都去了，反復游說，讓人家相信中國電影是有前途的，是能夠為資本帶來回報的。有一次怕談好的投資跑掉，結果半夜三點爬起來跟人家簽約。我們都是為了中國電影。

　　解放周末：中國電影能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韓三平：這是非常痛苦的蛻變。我把新時期的中國電影分為3個十年：1976年到1986年，那是蓬勃發展的時期，第五代導演應運而生，不僅在世界舞臺上幾乎拿遍了所有獎項，老百姓也喜聞樂見；1986年到1996年，是一個痛苦的轉型期，一方面因為各種娛樂形態興起，全民卡拉OK，全民捏腳，全民看《渴望》，另一方面，電影自身進入了一個高峰之后的茫然狀態；1996年到2006年，是復蘇階段，“國產大片”就是在這個階段出現的，我個人覺得很好。

　　解放周末：電影開始歸位了。

　　韓三平：一個產業特別興盛和特別衰退自然有它的理由，但是隨著歷史的進程，它一定會被歸于它應該在的一個位置。雖然我接手北影的時候，現實不容樂觀，但我還是樂觀的，我覺得電影作為一個百年的工業，一定會找到它應有的位置，絕不是被淘汰。我很相信毛主席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里的一句話：“往往有這種情形，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于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俗話說：豬往前拱，雞往后扒，為了生存、為了發展，必須咬牙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