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閱兵故事

　　閱兵，有非常久遠的歷史。在中國古代軍事史、禮儀史和政治制度史上，這種儀式都以規模的宏大雄壯，形式的威武莊嚴，留下了記憶。這種歷史文化現象的相關信息，又可以引發多方面的思考。

　　1　據說由孔子編纂的魯國史《春秋》中，已經可以看到關于閱兵的記錄：魯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706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左傳·桓公六年》寫道：“秋，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桓公六年》說：“‘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漢代學者何休的解釋是：“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大閱”，可以理解為對軍隊的士兵和戰車等主要作戰裝備的大規模的檢閱。

　　早期閱兵的意義，首先是檢查和調整部隊的戰斗實力。如顧炎武《軍制論》所說：“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人。”就是說，通過這種“閱”，淘汰職業軍人中精神狀態和體力狀態不勝軍戰者，而充實新銳。雖說是“大集伍而閱之”，規模起初也未必很大。“五年一閱”是傳統制度。

　　魯桓公據說就是沒有按照定制而閱兵，以致孔子在史書中予以委婉的批評。也有學者說，中國傳統社會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以往在冬季農閑時閱兵。魯桓公在強大鄰國齊國的軍事壓力下，“以非時簡車馬”，違背了以往慣例，所以史書特別予以記錄。

　　杜預就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榖梁傳·桓公六年》對于魯桓公的這一舉動，指出欲以“崇武”，又有“蓋以觀婦人也”的評論。對此許多注家不能理解，有人看作“經無異文，傳自穿鑿”(〔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二)，以為《榖梁傳》的說法無中生有。

　　而宋代學者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寫道：“時當淫姜煽艷之始，魯君以是為悅，故特書以譏之。榖必有所本，當從之。”以為《榖梁傳》一定是有根據的，可以信從。所謂“以觀婦人”，應當是指為了取悅于寵愛的女子。

　　清代學者張尚瑗《榖梁折諸》卷二就直接批評魯桓公的行為在于“以悅婦人”。這種情形大概和周幽王舉烽火以博褒姒一笑的故事類似，使得軍人們的辛苦成了娛樂性的表演。

　　●宋代學者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三寫道：“時當淫姜煽艷之始，魯君以是為悅，故特書以譏之。榖必有所本，當從之。”

　　●宋代學者趙善璙《自警編》卷六《事君類上·德望》寫道：“范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畜銳，毋得輕動。”

　　●劉才邵《檆溪居士集》卷二《勒兵行》：“高臺曉色明雙旌，來看將軍親閱兵。甲光熒熒照秋水，陣行屢變隨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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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通常閱兵的作用，突出體現為“崇武”，振奮士氣，弘揚英雄主義精神。所以唐代詩人薛存誠《觀南郊回仗》詩有“閱兵貔武振”的文句。閱兵提升戰斗意志的作用受到特殊重視，而并不似后世有時只是用來炫耀武力。

　　進入帝制時代以后，最高執政者十分重視閱兵的意義。秦漢時期已經出現大致確定的制度。《晉書》卷二一《禮志下》說，傳統“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漢世率以為常。”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216年，曹操屬下的主管官員上奏說，古代四時“講武”，都是在農閑時節。西漢王朝繼承秦代制度，春季夏季和秋季都不舉行“講武”典禮，只是在十月初冬，舉行大的“講武”儀式。

　　現今“金革未偃，士眾素習”，戰爭未能平息，士兵習于軍事，“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以為由皇帝親自參與“大朝車騎”的方式，符合古禮的傳統，也繼承了漢朝的制度。漢獻帝批準了這一建議。當年冬季，就舉行了這種正式的“閱兵”儀禮。“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曹操親自擊鼓鳴金，以聲響信號指揮受閱部隊進退。

　　漢王朝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年，漢獻帝延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丕為魏王。這一年的立秋日，閱兵于洛陽東郊。公卿重臣都出席了典禮。曹丕“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記載，“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裴松之注引《魏書》：“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視金鼓之節。”在閱兵之后的第19天，大軍南征。隨后孫權派使節奉獻，蜀漢將軍孟達率眾投降。魏眀帝太和元年(227)十月又舉行過“閱兵”儀式。晉武帝司馬炎在泰始四年(268)九月，以及咸寜元年(275)、太康四年(283)和六年(285)冬季都曾經親自前往宣武觀“大閱眾軍”，然而卻不像曹操那樣“自令進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