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原來是痛苦的藥性折磨所致

　　“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后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說，吃“不老仙丹”是非常麻煩的事。

　　人吃了之后，身體先是發冷，接著發熱，就像得了瘧疾一般。“人吃進去后會面紅，五臟六腑都會感覺在燃燒，必須大量飲酒來排掉身體內的毒。”王旭東說，這種“不老仙丹”的名字其實就是“五石散”，又叫“寒食散”，按照史書上的說法，就是“寒衣、寒飲、寒食、寒臥，極寒益善”。但喝酒除外。服用五石散后必須喝好酒、醇酒，而且必須是熱酒，這樣才能散掉體內燥亂的熱氣。

　　五石散不僅對飲食要求極高，對衣著要求也很怪。吃藥之后會渾身長瘡，必須穿著寬袍大袖才舒服，如果穿緊身衣，就會和皮膚摩擦，就像刀一樣在身上割來割去；除了寬大，衣服的新舊也很重要，新衣服發硬，一般不受歡迎。又因皮膚敏感，衣物不能漿洗，新衣服和洗過的衣服比較硬，穿起來極不舒服。為了減少腳被摩擦的面積，他們不穿鞋而選擇穿木屐，所以，魏晉的人看起來個個都是寬袍大袖，表面高雅、飄逸得一塌糊涂，其實他們心里苦得一塌糊涂。

　　因為幾乎不洗澡和換衣服，衣服和身體臟了，便成了虱子的樂園，于是，“捫虱而談”就成了晉朝名士風度的一部分。“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就是說話，也要糊糊涂涂的才好，有時簡直是近于發瘋。”王旭東說，在丹藥的毒害下，魏晉人的脾氣變得很壞，有時甚至性暴如火。“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因經常服用五石散，結果有一次一只蒼蠅過來煩他，他竟氣得拔劍追趕。在說話方式上，魏晉名士也以說胡話、瘋話為榮。其實并不是他們想要表現得多么“有性格”，而是因為在藥物和酒精的毒害下，他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情緒，也管不住自己的舌頭。

　　“不老仙丹”既是毒藥為何能在東晉盛行

　　既然“不老仙丹”其實是取人性命的毒藥，為何在魏晉時期，名門望族們還對它如此熱衷，白白丟了性命呢？南京文史專家薛冰說，這和當時動蕩不安的社會有關。魏晉200多年是一個黑暗時期，政權頻繁更迭，戰禍屠殺，幾無寧歲，再加上天災和瘟疫，人民生活動蕩不安。“東晉政府從中原被趕到了南京，這種遷徙之痛，讓名門望族們頓時消極。”殘酷的現實使名士內心的壓抑和痛苦越來越深。為了擺脫內心的苦悶和不平，他們不再談論政治，開始追求精神上的解脫。道家“消極避世，任情自然”的思想正好契合了名士的這種心態，于是他們便開始轉求三玄之學，把對現實的關注移到那些玄遠哲理上，以期暫時忘卻現實的煩惱，沉浸于虛無縹緲的境界，達到精神上的麻醉。“這是魏晉名士在遭遇生命的危險和心靈的苦悶下，在精神層面尋找慰藉和解脫的一種方式。”

　　“在魏晉時期，漢代主張的‘獨尊儒術’正統思想被打破，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人們的思想文化趨向于多元化。而道家思想比較關注自我，主張無為而治，在名士們都消極悲觀遁世之際，乘虛而入。”當時，道教中還分離出了一支神仙道教，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葛洪，他把長生成仙作為道士修煉的最終目標和自己的核心思想，把長生術突出為一切方術的核心，為神仙道教奠定了宗教神學體系，構造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理論框架。此外，葛洪神仙觀的核心內容中，還有一個“地仙”的概念，這就是修仙者可以先服用半劑金丹，成為“地仙”，在地上人間恣情享樂，直到想做“天仙”時，再將剩余的半劑金丹服下升仙。“地仙”的神仙世界是現實和超現實的奇妙重合，葛洪描述的這種“地仙”，不過是在世俗生活的延長線上補充了道士的宗教理想，是當時貴族名士安逸、放蕩和嗜欲生活在神仙世界里的投影。

　　東晉時期，雖然還存在著多種道教派別，而經過葛洪的改造，理論化了的天師道——神仙道教是最重要且影響最大的道教派別。當時的高門貴族之中，信奉道教的現象非常普遍，瑯琊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瑯琊顏氏、高平郗氏、長平殷氏、太原王氏等，其家族全體或部分家族成員都是信奉道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