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用字

　　《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到今天為止,就完成了其20天的征求意見階段。該字表相對原來的增加了1300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姓氏人名用字。《字表》恢復(fù)了一些原本正常的異體字,如淼、堃、喆等,該算是對大眾文化心理乃至對漢字的一種尊重了。

　　《通用規(guī)范漢字表》到今天為止,就完成了其20天的征求意見階段。該字表相對原來的增加了1300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姓氏人名用字。用教育部官員的話說,原來在字庫里面沒有這個字,現(xiàn)在就需要把它補充進來,為使用提供方便。而不補充進來,這種姓氏的人就將成為“黑戶”,身份證沒法辦、銀行卡沒法辦、飛機沒法坐,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實際上,當電腦普及之后,這種影響就已經(jīng)造成。因為電腦字庫沒有收進而要求人名用字如何,很有活人被尿憋死的意味。

　　以前也有不準用于人名的字,當然不是電腦的字庫容量問題,也不僅僅是因為避諱。《萬歷野獲編》載:“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大之名,至改高祖稱遠祖,后世非之。”顯然,這里有避免臣下僭越的成分。宋徽宗的時候,給事中趙野也拍馬屁道:“陛下寅奉高真,世俗以君、王、圣三字為名字者,悉令厘正。”并且,那些名字里帶“天”字的,“亦當禁約”。徽宗依奏。明朝正德初劉瑾權(quán)柄在握時,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皇帝親自下令、臣下建議、太監(jiān)假傳圣旨,殊途同歸。倘若今天也是如此,則張君秋、張笑天、陳嘉上、黃圣依等名字不會存在是必定無疑了。

　　倘若上面“恩準”的話,古人則什么字眼都可以用于取名。如清人梁章鉅所說,“頭、眼、耳、鼻、牙、手、足、掌、腹、臍、脾之類皆有之。而《莊子達生篇》有‘祝腎’,《列子陽問篇》有‘魏黑卵’,《北夢瑣言》有‘孫卵齊’”；至于“以畜類命名,尤古人所不忌”。南齊張敬兒因“母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所以為他取名“‘狗兒’”；張母后來“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后,復(fù)名‘豬兒’”。是宋明帝“以其(原)名鄙,改焉”,否則,《南齊書》里面的就不是《張敬兒傳》而是《張狗兒傳》了。《左傳》說申繻曾對人名用字制訂了五項原則,所謂“名有五不”,即“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不過,按清朝學者王士禛的看法,“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眾。沿及漢初猶然”。他舉例說:“如疥、疵、痤、蟣、虱、狗、彘、掉尾(姓昭涉)之類。見于《史》、《漢》者,不可枚舉。”王氏且引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zhì)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御寇之強,乃至狂狡,不壽、不臣都可以入名。”所以王士禛很不明白申繻“之言何據(jù)”。

　　名字就是一個符號,當然,這個符號有時很特別。比如安祿山有11個兒子,“皆是玄宗賜名”,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光、慶喜、慶佑、慶長等,意頭都很不錯。可惜,正是安祿山和他兒子的起兵反叛,導致大唐的由盛及衰。今年3月,前《人民文學》主編程樹榛先生在《南方周末》有一篇《一個荒誕而真實的故事》,講到“九大”代表王白旦因名字聽起來像王八蛋而為陳伯達改名王白早,陳伯達倒臺又為江青改名王百得。雖然旋即有陳益南先生認為作者襲用傳說,為文有欠嚴肅,但王某人的名字符號顯然也是不一般的。《浪跡叢談》云,明朝宗室諸藩生子“例由禮部制名”,為什么自家人連取名的權(quán)利也沒有,留待方家釋疑。但禮部有了這項權(quán)力,也就有了腐敗的機會,“主者索賄,不滿意則制惡字與之”。文中所舉例字太僻,此不照錄。因此,在名字這個看似簡單的符號背后,可能含有很多文化要素。蘇軾貶到黃州之后始自稱東坡居士,有人認為因其“居州之東坡”,洪邁則認為是“專慕白樂天而然”,概“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白詩中有“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等；而東坡詩中,也有不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定似樂天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的句子。

　　劉聲木《萇楚齋三筆》云:“前人別立名號,必另有取義,然亦有奇異,以病自名者。慈溪鄭寒村性晚得痹疾,改其名為風。烏程張鑒效之,因取同聲之字,更其名為蹇。”諸如此類。劉聲木認為這種取名“皆未免好奇太過,后人不必則效也”。取名貴東坡一類的“自然”固好,但人家硬要尋僻也是權(quán)利。在極端的字眼之外,《字表》恢復(fù)了一些原本正常的異體字,如淼、堃、喆等,該算是對大眾文化心理乃至對漢字的一種尊重了。

　　作者：田東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