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寂靜的文壇突然喧鬧得好似娛樂圈。自今年3月始，《北京文學》一口氣推出5期關于“韓寒們與傳統文壇為何勢不兩立”的討論，眾說紛紜之下，“不該”、“不必”還是大多數人對于這場紛爭的態度。

　　風起云涌以后，韓寒拋出“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的言論，似在為老一代作家“蓋棺定論”。也有人看到“90后”一詞頻現于媒體，意識到“80后”是不是該退場了。難道非要落到兩敗俱傷、各自隱退的境地，文壇方可歇歇嘴嗎？

　　隔閡緣自背景

　　新老兩代作家所謂的勢不兩立不見得是刻意為之，而是因兩者面前客觀地橫著一道填不平的溝壑。“80后”的一位同學認為，兩代人的隔閡是環境造成的，“80后”是伴隨經濟飛速發展成長起來的，而老一代恐怕見到的更多的是苦難和動蕩。

　　對此，熟悉老一代作家的張克良也持類似意見。在他看來，人們對于客觀事物的認識時間越長就越深刻和豐富，經過戰爭的人寫起戰爭來如身臨其境，經過“文革”的人寫起“文革”來也會使人悲憤劇痛。而比較年輕的作家，很多事情未經歷過，也未到那個環境中體驗過，要寫像那個環境中的人就難了。像魯迅寫的孔乙己，趙樹理寫的三仙姑、李有才等，他認為“80后”作家就寫不好，因為這種人現在社會已不多見。

　　更像家庭矛盾

　　曾語出驚人、與韓寒險些起沖突的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談歌認為新老兩代作家的斗嘴很可笑：“生活在時下，無論窮的富的，無論好的壞的，無論什么都是主流。一鍋粥！誰能告訴我，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

　　韓寒們的戰斗姿態更明顯地指向了“傳統”或說是“規矩”。韓寒曾經說過：“我這輩子說得最讓人無從反駁的話就是被子不用疊——本來就是要攤開睡的——然而這也是第一個被人反駁掉的。懂么，這就是規矩。我們之所以悲哀，是因為我們有太多規矩。”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國家瑋看來，這正是韓寒與主流文壇的最大裂隙。而老一代作家最看不慣的則是新人們的叛逆，如韓寒所謂的“名言”擲地有聲，讓人聞之而栗，總是時不時地弄出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鬧劇。

　　也有有識之士指出：新老兩代作家的斗嘴更像是一場家庭矛盾，孩子與家長在爭吵。家長讓孩子聽話，好好學習，好好吃飯。但孩子表示不滿，又無法用具體行動來表示不滿。等到孩子長大成人，家長就會寬容地說：孩子其實還是不錯的。前一段是到了叛逆期，過去就好。現在的孩子不是照樣發展得挺好嗎？而“80后”等到為人父母時也會感嘆：家長當初的提醒是對的，自己怎么就沒有去理會呢？他們之間的矛盾固然尖銳，但并非不可調和，因為新老作家之間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

　　共同面對無奈

　　“80后”在行將而立之年時終于承認他們還嫩得很，他們的文學夢還沒做完就醒了。“80后”作家小飯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和遺忘》中寫道：“那些經典著作就擺在那里，沒法超越就得示弱。”同樣執拗地走在文學路上的霍艷說：“大家談論最多的不再是文學夢，而是唏噓地回顧著當年一起做過文學夢的年代，無奈接受著年華逝去的事實。”作為“80后”的一分子，劉娜也質疑起“青春文學”：“文學的作用什么時候成了消遣了？難道不該引起震撼或是吶喊起人們的靈魂嗎？如果文學不能抵達靈魂，那是否只是一段文字而非文學？那么談不上文學，作者是否該稱為作家，還是只是一個寫文字的人？”

　　“80后”的后青春時代已經沒有多少青春與才情可供揮霍，也沒有多少玄幻與想象可供安身了。有人指出，他們需要迫切完成的就是自身在文學史中的出場，從市場中反身自省，向經典文學殿堂努力邁進。作家莫言就在對前輩作家的學習中完成了許多探索，如《紅高粱家族》中的戰爭描寫受到一批“紅色經典”的影響，《四十一炮》中“炮孩子”有著格拉斯《鐵皮鼓》中“奧斯卡”的影子。而最讓人憂慮的是：今天的青春作家大部分的寫作往往僅以經驗展開敘事，缺少一種自覺的文體意識。

　　不管要不要與文學傳統對接，要不要師法前輩，問題的關鍵是“80后”文學不能固步自封、停滯不前。文學無論向什么方向發展，新一代作家總是要走向文壇前沿的，何況后面還有“90后”、“00后”、“N后”等無數新新作家的追擊呢。恰如詩人伊沙說的：“但愿行將消亡的只是‘80后’這個庸俗的概念而不是一代文學新人，但愿在很久以后個把光耀世界的文學大師名下寫著：198×年生……”

　　本報見習記者 范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