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由于剛好趕上“文化大革命”，上大學沒了指望，20歲出頭的二月河懷著悲涼的心情步入山西太原的一座兵營，成了一名工程兵。那時的他怎么也不會想到，20年后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更不會想到，自己的作品能風靡海內外。

　　想不到的何止二月河一個。每一個當時渴望閱讀，懷抱文學夢的青年，都想不到今天的文學作品會是如此琳瑯滿目、絢麗多彩。正是這一個個渴望和夢想，才鑄就了新中國文學60年曲折又輝煌的歷程。

　　童年：不夠讀的書

　　二月河的文學夢開始得很早。“我自己對文學的興趣和愛好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的。”二月河坦承：“盡管當時‘作家夢’做得有點早，但如果壓根沒有這個夢，今天，在作家的坐標上就根本找不到我的位置。”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是新中國文學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文學創作以農村題材和戰爭題材為主，創作的質量很高，內容很健康，作品品位相當高。”但對求知若渴的二月河來說，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文革’前的17年，雖然創作也很豐富，但我還是能把那些書讀完，國內長篇小說和國外翻譯作品，我沒有落下的。”

　　從初中到高中，懷抱文學夢的二月河讀完了中國的四大名著，還有馬克·吐溫的小說、萊蒙托夫的詩等一大批外國文學作品。但當時作品的有限，讓熱愛文學的二月河相當苦惱。四大名著和《封神榜》《三言二拍》等古代作品也就那么幾本，外國翻譯作品也讀了差不多，社會上推出的小說，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剛》《創業史》等也根本不能滿足二月河的胃口：“再長的小說，廢寢忘食地讀，也就是幾天，讀過之后要空很長一段時間。”

　　部隊：幸運地讀上書

　　高中畢業之后，二月河在部隊度過了“文革十年”。“‘文革’期間，文學創作處于停滯階段，能看的也就《艷陽天》《金光大道》寥寥幾本小說。”幸運的是，擅長辦黑板報的二月河被首長看中，當上了一名宣傳干事，團里的圖書室就成了二月河的文化源泉。“還有一部分作為反面教材發下來而我們正面去讀的文章，可以學到一些有關文學、哲學和史學的知識。”

　　1969年，部隊調防到遼寧，為了輕裝和“破四舊”，圖書室的書要被燒掉，二月河就偷偷揀了《辭海》《萊蒙托夫詩集》《宋元學案》幾本書打進背包，閑時便拿出來讀。二月河還曾經借了一本《聊齋志異》，因別人催要，他就連夜抄了半本。部隊十年，二月河基本讀完了二十四史，還讀了一些先秦的哲學論著，甚至那些奇門遁甲和歷代碑文，他也讀得津津有味。

　　“文革”期間，不僅文學作品匱乏，創作更是受到種種束縛。“不是對文學不重視，而是對文學太重視了。當時，文學的政治標準第一，文學為工農兵服務，文學為政治服務，如果沒有這兩條，那就是垃圾。”

　　成名：讀不完的書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切都發生了質的變化。這一時期，創作環境空前自由，作家二月河也隨之橫空出世：“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我提供了成為作家的條件和機會。”

　　然而，思想上的阻礙仍然存在。二月河說，責任編輯曾要求他把康熙的陰險、毒辣、虛偽、殘忍寫足，因為這些是地主階級的階級屬性。二月河最終決定在自己的小說里取消階級論：“對我個人來講，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我的創作理念問題，如果沒有這個創作理念，即使我過去讀了再多的書，也寫不出現在這個《康熙大帝》。”

　　自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奪宮》出版后，二月河陸續完成了500萬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如今，偏居古城南陽的他早已名揚海內外。

　　二月河喜讀歷史，善寫歷史，對于新中國60年的文學歷程，他也有自己獨到的評價：“‘文革’前的17年是一次繁榮，這是對過去文學史的一次否定；‘文革’則是對新中國成立之初文學的一次否定；改革開放后，則是對‘文革’又一次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最后這次否定帶有質變的性質。正是在這一波一波的翻滾當中，我們的文化‘雪球’才越滾越大，現在形成了一種不可遏止的發展態勢。”

　　作為十七大代表，二月河對當前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體會甚深：“從群眾參與性到文學創作的豐富多樣性，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空前的。”他認為這種繁榮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創作的空前自由、群眾的廣泛參與、先進科技導致創作載體無限擴展、各民族間和各國家間文化相互融合產生的“雜交優勢”。

　　“新中國成立之初基本上沒有我沒看過的小說，現在即使24小時不睡都看不完。”回首往昔，二月河頗為感慨：“整個60年的發展可以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么豐富的精神食糧。”

　　(李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