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西藏的距離沒有想象的遠

　　一部講述西藏普通人生活的紀錄片，令人意外地先后被東西方的官方電視媒體購買，并在各自的平臺播放。在“西藏”成為東西方國家予以不同解讀的一個敏感詞的時候，他們卻對同一部紀錄片中的真實生活給予認同

　　本刊記者/萬佳歡

　　在外人心中，西藏仿佛已經變成一個個很虛幻的符號：雄偉的布達拉宮、美麗的風光、神秘的轉經筒，以及有關意識形態的爭辯。有的符號非常情緒化，甚至非黑即白。

　　2005年，獨立紀錄片制片人書云試圖通過一個紀錄片來澄清這個非黑即白的假象。

　　這部5集的紀錄片《西藏一年》沒有去解析西藏的歷史或政治，而是選擇了8個住在江孜的藏族人作為拍攝對象，以反映他們的真實生活為目標，關注整整一年里他們的喜怒哀樂，關注這個巨變的社會給他們傳統生活所帶來的沖擊，以及其產生的種種問題。

　　在《西藏一年》之前，國內關于西藏的紀錄片已有很多。就在今年3月，為紀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今昔》《西藏往事》《西藏農奴的故事》《跨越》等一批作品已先后登陸央視，這些多為歷史、文獻性或政論性紀錄片，反映了舊西藏的黑暗及西藏解放后的發展。

　　國外導演也拍攝過如《噶瑪巴——獅子吼》《西藏的瑜伽》《西藏七年》《西藏：雪山獅子的哭泣》等西藏題材的紀錄片和電影，其中不少體現的“藏獨”的聲音。

　　與它們不同的是，《西藏一年》一制作完成即被BBC及40多個國家的電視臺購買播出，在BBC的三次播出期間，幾乎受到了所有英國主流報紙的關注。

　　而幾經周折后，這部電視系列片于2009年7月27日成功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在西藏局勢頗為復雜的時期，同一部電視紀錄片得以先后在東西方電視臺播出，與其說它讓人意外，不如說真實的西藏在不同政治觀點的觀眾眼里或許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異。

　　BBC看中的是什么？

　　作為《西藏一年》最先立項的牽頭人，中國第一位藏族人類學博士格勒從一開始就將此片的性質定為對外播放的“外宣片”。格勒去過20多個國家，很熟悉國外觀眾喜歡看什么。他希望用一種學術化的客觀方式去拍攝西藏，再結合藝術，讓國外的一般觀眾能夠接受。

　　可格勒所在的藏學研究中心此前從未拍攝過“外宣片”。

　　合作的契機出現在2005年，書云又一次到西藏之后。她猛然間發現，傳統的西藏經歷西方式現代化進程的時間，比內地的改革開放30年要短得多，急變下的落差給藏人帶來很多困惑。

　　這使她決定重拾多年來的心愿——拍一個關于真實西藏的紀錄片。

　　當書云參與到《西藏一年》拍攝中時，她從一開始就確定電視片必須走商業的獨立制片道路，“我不想借助政府的錢，因為這樣會有人懷疑片子是用來宣傳的。”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她打算采用的方式是，與國外紀錄片公司合作，通過他們把片子預賣給電視臺，從而籌集資金。在國際上，大的紀錄片基本上都是這樣運作的。

　　書云找到了七方石(SEVEN STONES)。這是一家英國的獨立紀錄片公司，其制片人彼得·溪是她的朋友。她告訴他，紀錄片將拍攝一整年，持續關注幾個來自不同領域的西藏人的生活。

　　然而英國公司開始時對漢藏混雜的攝制隊伍心存忐忑，還“很擔心拍攝申請會被中國政府拒絕”——2005年8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格勒開始提出申請，但批文一直遲遲無法批復。

　　直到2006年春，經過格勒和藏學研究中心的不斷努力，《西藏一年》終于拿到了中國政府允許在西藏拍攝一年的許可——這也是迄今為止最長時間的拍攝許可。

　　艱難地打通國內渠道后，七方石也成功地將片子預賣給了BBC(英國廣播公司)。“在英國，獲得紀錄片的委托非常容易，我們接觸BBC，對他們說我們正在洽談準入事宜，并討論了拍攝形式。他們在拍攝過程中一直很支持我們。”《西藏一年》英方監制亞當·亞歷山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7年7月，在更換了4個制片人后，《西藏一年》終于結束了全部前期拍攝。次年3月6日，片子在BBC播出，期間只有一個法律顧問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法律審查。

　　BBC之所以立即購買并迅速地播出《西藏一年》，看中的是什么？

　　其實，西方近些年的紀錄片總是通過連續跟拍一個機構來折射整個行業乃至社會，《西藏一年》的拍攝模式和類型是被認可的。

　　導演書云的西方從業背景也給她提供了方便。早在90年代初從牛津大學畢業后，她就開始在英國從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其作品《半邊天》等曾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很多英美公司都找過她做紀錄片。

　　此外，《西藏一年》大力宣傳的“真實性”賣點、情節的完整性及戲劇般的矛盾沖突也成為吸引BBC的重要原因。“它就像部電視劇，所有的故事都在不斷地發生，而且主題統一。大家可以跟著情節一直看下去。”書云說。

　　通過BBC及其網絡，片子被出售給許多西方國家，并在播出后引起廣泛關注。除去西方觀眾對神秘西藏題材的追捧、紀錄片本身的真實性及書云西方獨立制片人的身份外，其成功還與播出時機有一定關系——《西藏一年》播出期間，正好趕上西藏“3·14”事件，一時引來無數眼球。

　　一個內容兩種眼光

　　相較而言，《西藏一年》進入中國的播出平臺可以說是費盡周折。從2008年1月第一次審片，到今年7月25日廣電部要求11個專家再審最后一次，《西藏一年》登陸央視的過程長達一年半。

　　據書云回憶，審片時一般會來十幾個專家，他們分別來自統戰部、國家民委、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學、藏學中心、中宣部等部門。

　　最初，針對《西藏一年》的多線交叉敘事，專家們提出，“這樣很亂，能不能將每個人的故事分別講完？”

　　書云回答：不可能。對于國內和國際的觀眾來講，單線敘事的方式都已經太陳舊了。

　　專家們還指出，片中反映“傳統”的東西太多，“新東西”太少。“醫生還去看活佛！是不是有點奇怪啊？”“次旦法師給人治病的時候怎么還吐唾沫？那么落后的方法。”

　　書云答道：“老師們，西藏現在本來就處在一個現代對傳統的沖擊中，如果完全像你們想象的那樣全是現代化，這就不是西藏了。”

　　此外，專家們還有一些細節上的意見。如《西藏一年》第二集中反映了當地一妻多夫的風俗。一些專家說：“這個確實是違反婚姻法，不要說得那么直白，一個妻子三個丈夫總是不好的，還是改改。”

　　最后，書云把央宗——頓旦三兄弟共同的妻子——的說法進行了微調。央宗口中的“丈夫”改成了男人，“第一個丈夫”改成“老大”，第二個改成“老二”。

　　就在《西藏一年》終于成功“突圍”、即將在央視推出之際， 7月16日《新聞聯播》的預告短新聞又讓書云心里“咯噔”了一下。新聞是這樣介紹這部紀錄片的：“五集電視紀錄片《西藏一年》拍攝完成，近期將在國內播出。影片真實反映了西藏自治區普通藏民在祖國大家庭中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

　　“恰恰不是那樣的。我們只是反映了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為什么一定要加幸福兩個字呢？”書云很無奈。

　　雖然審批過程充滿周折，但其實在藏學研究中心向央視提出希望能播出后，對方很快就同意了。對《西藏一年》這樣的事實性呈現方式，很多領導表示贊同。統戰部允許國內播出的批文，去年8月就已經出來了。

　　然而紀錄片在國內播出后，格勒發覺，雖然媒體炒得很火，但是真正觀看的人并不多。這些天，他從北京到云南、再到四川，身邊的人都是他通知了之后才去看的。

　　“嚴格要求的話它還差得遠。”格勒坦承，《西藏一年》在學術和藝術上都沒有達到所謂的“巔峰”，也和他期望的有差距，“導演藏語不夠好，溝通都得靠藏族攝影師；拍攝時間其實還不夠長；對農村社區的反映也不夠多……”

　　“通過這次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商業化、什么叫炒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其實，國內最初的獨立紀錄片有很多都是反映西藏題材的，其中不乏優秀作品，只不過它們推薦自己的方法和運氣比《西藏一年》差了一點。如段錦川90年代拍攝的《八廓南街16號》就讓觀眾看到了一種不同于以往影像的對西藏真實生活的表達，該片獲1997年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真實電影獎”，他的其他兩部西藏作品《天邊》和《加達村的男人和女人》呈現的是嚴酷自然環境下人生存的狀態；而季丹的《貢布的幸福生活》和《老人們》則是真實呈現了比較貧困的西藏人的生活。中外合拍的紀錄片《西藏日記》也曾獲美國“攝影家獎”和2004年奧羅拉金像獎。

　　看不到的西藏

　　在一年的拍攝過程中，書云和她的團隊一共拍了300多個小時的素材，最后只用了5個小時不到。他們非常幸運，比如說拍攝到了班禪喇嘛視察白居寺的過程。

　　而有一個重要情節，書云完整地拍攝了下來，最后卻不得不自我放棄，那就是天葬。

　　天葬是藏民族特有的一種葬禮——天葬師將尸體骨肉肢解砸碎，再將其喂給禿鷲食用，以追求靈魂升天的結果。只要不是得了感染病暴死的藏人，在死后都會進行天葬。

　　而政府明文規定，不許拍攝天葬，就是怕人們從無法理解到產生誤解，把它與原始、暴力結合在一起。因而，天葬在世人面前一直神秘而敏感。

　　就在《西藏一年》的拍攝即將結束的一天，寺廟里一個僧人忽然去世。在當地居委會書記和寺廟喇嘛的幫助和允許下，書云跟拍到了這個僧人從死亡到天葬的全過程。她認為那表達了藏民族對死亡的達觀態度，是一種人性而慈悲的方式。

　　3天后的早晨8點，一名天葬師和5名死者的非直系親屬、朋友一起來到天葬場，并在他們的協助下，從肩胛骨開始裁解早已晾干的尸體，把骨頭敲碎。他們很平靜，還一邊唱起輕快嘹亮的勞動號子——在藏人看來，協助天葬師是很榮幸的事情，因為你正在幫助一個靈魂升天。

　　同時，天葬師在砸尸體的平臺邊上點燃了一堆柏枝和糌粑，濃煙遠遠飄散出去。大概45分鐘后，他抱著肢解好的尸體往下走，邊走邊大聲叫“來——來”，幾只禿鷲便隨之飛來，并在十幾分鐘內把尸體的骨肉一掃而光。

　　在藏人心中，只有這樣，死者的肉體和靈魂才能夠隨它們到達天國。

　　那天她拍到了整整4個小時的素材，最后編成一段長達6分鐘的片子。

　　然而最后這6分鐘最終還是被舍棄掉。“拍得再隱晦都不合適，”她明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這樣的“葬禮”方式，也不是所有西藏人都可以接受這個儀式的曝光。

　　西藏與這個世界的隔閡就在于這些很難讓世人理解的、只屬于他們的部分。“我們畢竟要同在一個大家庭里生活，要長治久安，溝通是最重要的；但目前我們跟西藏現在連最基本的‘了解’都還沒能夠達到，更不用說理解和溝通了。”書云說。

　　“只要有不同的意識形態，隔閡就會長期存在。西藏的宣傳是長期的任務，拍一個紀錄片肯定不可能解決問題。”格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