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貫慢工細活的作家阿來終于推出新作《格薩爾王》，這距他的《塵埃落定》已經11年。在這中間，他僅在2005年推出長篇系列《空山》。

　　阿來不是多產的作家，今年6月，他準備了半輩子的《格薩爾王》終于出版了。這部作品作為“重述神話”國際項目的系列之一，是否能打破此前蘇童、葉兆言等人的作品在評論和銷售方面的慘淡景況？

　　格薩爾王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天災人禍遍及藏區，妖魔橫行，黎民百姓遭受荼毒，天神之子格薩爾降臨人間，他憑借自己非凡的才能和諸天神的保護，降妖伏魔，鏟強扶弱，給人間帶來了幸福與安寧，于是天神之子的英雄事跡在人間流傳開來，人們不停地講述和傳頌，祖祖輩輩敬仰英勇仁慈的格薩爾王，其雕塑遍及藏區。

　　一貫慢工細活的作家阿來終于推出新作《格薩爾王》，這距他的《塵埃落定》已經11年。在這中間，他僅在2005年推出長篇系列《空山》。

　　為什么寫得這么慢？他有個著名的一夜情理論：“就像轟轟烈烈談過一次戀愛之后，馬上又開始和另一個人再這么刻骨銘心地來一次，我做不到。小說寫作對我來講，不是一夜情的事情。”

　　其實，他重述藏族活史詩《格薩爾王》的消息，早在2003年就在圈內傳開。據說，他曾在某些場合表達過這個創作構想，“每次都略帶激動”。

　　今年6月，出版方終于宣布：阿來準備了半輩子，最看重的作品《格薩爾王》完稿。

　　跟阿來聊天是個舒服的過程，進入氣場后，他幾乎沒有什么禁忌話題。骨子里，他對人類命運之類宏大問題的答案都比較悲觀，在新作《格薩爾王》中，這種懷疑與悲觀也自然地流淌著。這種立場，讓他的言行多了幾分灑脫，甚至讓我忘記正跟我聊天的這個人還是體制內的“省作協主席”。

　　“我準備了半輩子”

　　偏居川地，加上作品并不高產，阿來這些年在媒體上的曝光率并不高。兩年前，阿來曾如此表達對《格薩爾王》的期待：“我迫切希望開始‘重述神話’《格薩爾王》小說的敘寫，因為那樣就又可以回到寫《塵埃落定》時那種自由神采的歲月里了。”

　　南都周刊：不妨先聊聊小時候都看過哪些神話？

　　阿來：我生長在偏僻的農村，那里大部分是文盲，現在說就是文化沙漠，神話我也沒接觸。到了80年代，我也20出頭了，開始貪婪讀經典作品，包括中國的《山海經》、《西游記》，藏族的《格薩爾王》，在很多場合也開始接觸。

　　南都周刊：《格薩爾王》被稱為東方的荷馬史詩。你覺得這么說是不是合適？

　　阿來：可以這么說。更重要的是流傳方式，它不是講述，是口頭演唱的方式。要說區別，《格薩爾王》是100多萬行，《荷馬史詩》是二三十萬行。前者直到現在還是口頭傳唱，后者卻只存在文字中。

　　南都周刊：作為藏族英雄的格薩爾王，在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人？

　　阿來：說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比如昆侖神話里的西王母，在史記里有個影子。通過不斷地加工，這個形象不斷地脫離現實生活，有了文學的生命。對喜歡這個神話的普通人來講，有沒有這個人并不重要。

　　南都周刊：據說這次的《格薩爾王》是你“準備了半輩子”，并把它作為“最看重”的作品？

　　阿來：這部作品我花的氣力確實比較多。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跟同時代的作家來比，我非常低產。寫作是手藝活，如果隨便寫，每年寫個兩本沒問題。但這樣的寫作對我有什么意義？今天這個時代，寫作被看做有點小名小利的行為。但對我來說，更是個人的修為。不管怎么講，我衣食無憂，不會餓肚子，作品少了也不會焦慮。

　　南都周刊：你做了很多史料的準備工作，還去實地探訪。過于重視史料，會不會限制了你的自由發揮？

　　阿來：我堅定地表示不會。格薩爾王也有格學，就跟《紅樓夢》有紅學一樣，100年前，國外就有人靠研究這個拿博士了。人家都研究了100多年，有不少成果。但要什么不要什么，這種取舍就表明了我的角度。

　　新小說將由兩條主線交叉并行推進，一條主線是圍繞格薩爾王展開的，另一條線索則圍繞著一位神秘的格薩爾藝人展開，他的存在實際上為讀者提供了今人的視角。藝人跟傳統故事之間，是互相塑造的。

　　南都周刊：這種寫法有難度嗎？

　　阿來：當然有。沒有難度我不會寫的，哈哈。

　　南都周刊：格薩爾王在傳說中幾乎是個完美英雄，你有沒有賦予他更人性化的東西？

　　阿來：我有一些懷疑。他是上天下來的，使命就是為人間斬妖驅魔。但他離開人間的時候，帶著困惑，妖魔是被除掉了，他之前要帶給人間的幸福并沒有出現，人世間仍然有爭斗壓迫和痛苦。妖魔不再統治人類，人開始統治自己。

　　南都周刊：你只是表達了了這種困惑？我在故事梗概中看到“慈悲”這個詞，這是你力圖給出的解藥或者答案嗎？

　　阿來：沒答案，怎么可能有答案。這還是人性的問題。

　　“我就是一個有點自尊的人”

　　阿來把加入“重述神話”項目看成一件有點體面的事。但加入項目前，他拖了一段時間才跟出版方簽約。“你不能干涉我的創作自由，你不能對我有什么要求。要么就給我自由，要么就不參加好了。”

　　南都周刊：你曾把寫《塵埃落定》的過程比喻成戀愛，還曾說寫作不是“一夜情”。這次寫《格薩爾王》又是怎樣？

　　阿來：有沒有內容要表達，與想不想表達，對我來說后者更重要。要有表達的價值和愿望，才去表達，就跟愛一個人一樣，不好勉強。

　　南都周刊：寫每本書都是這個狀態?

　　阿來：都像是談一次戀愛。這算是代償機制吧，現實中沒有實現，用這個實現，呵呵。

　　南都周刊：從《塵埃落定》到《格薩爾王》，主題都與藏文化有關，但你似乎不愿成為藏族文化的代言人，是什么讓你如此抵觸？

　　阿來：我的出身沒辦法選擇，我寫不了上海的咖啡館，北京的酒吧。這個太假了。我們的當代文學有個不好的風氣，動不動就貼標簽，國家啊，民族的之類的標簽，但我們的作品跟這些宏大的莊重的詞，非常不相稱。我個人把文學看成很莊重的事情，如果多談這個，就把本來莊重的事情搞得不莊重。

　　南都周刊：談談“重述神話”。這個項目一直質疑不斷，有人說“重述神話”是山寨文化，你對此似乎還表示認同？。

　　阿來：這要看怎理解山寨文化。我認同精英文化，但對傳統文化我不是頂禮膜拜，比如我在《格薩爾王》中加入了我的懷疑，增加了現代人的理解。

　　對傳統，我們往往有一種態度，就是戲說它，解構它，顛覆它。我個人來講，在文化上不是紅衛兵。紅衛兵的做法是，先不管我建立什么，先把舊的東西打碎。這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現象，這是很可怕的。我們打碎了很多東西，我們建立起來的東西不見得比原來的東西好。我們說這個房子不好，先把它推倒，不問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再建。解構這個詞是從國外傳過來的，但在中國變成了變本加厲的東西。

　　南都周刊：也正是因為“重述神話”的項目，《格薩爾王》將同時以六種語言在全球推出。功利地來講，《格薩爾王》也許比《塵埃落定》國外獲獎的幾率會大一些。

　　阿來：這個我不考慮。我也獲過一些獎。人家給我獎，我也很高興。但我不會揣摩別人需要什么東西，很多作家比我聰明，在寫好小說的同時，還能揣摩這個東西。我覺得我是一個笨蛋，能寫好小說，已經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了。

　　南都周刊：那還是讓別人揣摩你比較好。

　　阿來：呵，我也沒想讓別人揣摩自己。我放棄了很多事情來寫作，我覺得在中國這么復雜的人際關系當中，寫作相對來說還是簡單的事情。它只跟自己較勁，不麻煩別人。如果你揣摩了，那就把簡單的事情又弄復雜了。

　　南都周刊：這可能會影響別人對你的評價。我看到一個報道，整篇的一個中心意思說你是“一個驕傲的人”。

　　阿來：我不是一個驕傲的人。在人類已有的精神成果面前，我在不停學習，是個很謙卑的人。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是為了特別目的就對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很多人已經習慣別人對他這樣，如果遇到不是這樣的人，一個自尊的人，他們就會覺得不習慣。其實我就是一個有點自尊的人。

　　“作協里沒幾個作家”

　　每次寫完一部作品，阿來都喜歡自駕車出去旅行。這次，出版方找了很多讀者和媒體跟阿來一塊走藏區，這讓他感到“有點表演的感覺。”。之前，他曾在雜志社任社長，今年2月又出任四川省作協主席，“一大幫子人跟我后面走，從內心覺得挺沒意思”。

　　南都周刊：作協似乎成了一個體制的象征，誰退出作協，就是個人自由的堅持，金庸進入作協，形象似乎就受損。為什么會是這樣？你作為四川省作協主席，覺得這種形象有沒有可能改變？

　　阿來：不可能的。這個不可能。作家協會不是自己成立的東西，它是官方的一個機構，這是跟中國的整個體制聯系在一起，它只不過是中國眾多的官方機構中最不重要的一個而已。所以作家協會中沒有幾個作家，甚至大部分都不是作家，有著大量的黨政干部。

　　有些人真的是想作協改好，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但在目前這個情況下，馬上很好的可能性不大。這是體制問題。它雖然是官方機構，但沒有官方機構法定的權力，說說它也沒有什么危險。有些人總拿作協說事，在社會上博得很多喝彩，能得到很多好處，這個好處已經被很多嗅覺靈敏的人發現了。又沒有風險，又有好處的事情，誰不干呢？

　　南都周刊：你還是挺敢說話的。

　　阿來：這有什么不敢說的，這都是事實。對吧？中國改革，我們總覺得體制性改革慢了。比如說哪天，我也可能退出作協，我就悄悄地不去了，不會在媒體上炒。

　　南都周刊：但媒體也會追著你問的。

　　阿來：那我也可以不回答。這些都很正常。就跟我們離婚了，我們跟朋友疏遠了，一樣的。作協就是官辦的群團組織，當個作協會員也沒什么好處，就是吃吃飯，開開會，退出了也沒有什么損失，少開幾次會而已。

　　我在文壇上可說是特立獨行的，不屬于哪個派，沒有哪個前輩是我的老師。我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南都周刊：這個時代，對中國作家來說不是好的時代？

　　阿來：我們對小說給予了太高的期待。不僅是作者對自己有期望，我們的讀者也有期望，媒體也期望，出版社更期望，因為已經變成產業鏈的一部分了。但我們剛進入市場經濟剛開始，文學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們也很迷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處理方式是，我們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樣子，就只能在舊的樣子里做的更好了。

　　文化是周期性的東西，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會著急，但歷史上文學出現百年的空白，很正常。

　　南都周刊：你對很多事都不是很樂觀。

　　阿來：對今天這個世界有什么樂觀的？對人有什么好樂觀的？而文學相對于人類的命運來說，更是個小問題。

　　《格薩爾王》　　阿來著/重慶出版社2009年8月版/28.00

　　南都周刊記者·張守剛 北京報道 攝影·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