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冷待周汝昌”辯

　　在《我與胡適先生》(漓江出版社)一書中，周汝昌講了他和鄧拓“交往”的經過。1954年冬，批判俞平伯的運動日益深入，作為人民日報一把手的鄧拓，派人請周汝昌來。有兩個細節，一個是鄧拓派車來接周汝昌，他卻已經騎著自行車先行出發了，接周的車撲了空。“那時北京城里根本沒有幾輛汽車，黑色轎車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氣無比。”到了鄧拓辦公室，“兩張沙發，當中一個茶幾式小桌，桌上一個大碟子，碟內堆著很高的散裸的中華香煙，這是彼時最高級的煙了。他讓我一支煙在手，并且親手為我用打火機點了煙。我深知這實在是特殊的禮遇。”

　　鄧拓夸獎了周汝昌的“紅學成就”，“提到了毛主席”，同時約請周汝昌寫批判俞平伯和胡適的文章，并在文章中做一些自我批評。

　　周汝昌按指示寫了文章，但是，“不待說，那是水平不夠的，尤其是自我批評的部分，更顯薄弱。”“這大約讓鄧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個‘不可教也’的孺子。”周文說，“鄧拓對我不滿，證明來源于一個事實”：上世紀60年代初，籌辦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時，文聯舉辦盛會，周恩來和鄧拓都參加了。會后，“眾演員圍上了周總理，請示意見。”“我們一小群人在圍談，中間是鄧拓。我想起了他當年的友善熱情，便上前招呼，并怕他已不認識我了，自報了姓名。他聽后，將眼抬起，望了我一下，頭部微微一動———似點頭未點頭，此外無一回報，包括面色與言辭。我自討了無趣，悄然退出了那里。”

　　這篇文章的開頭說，“文革”初期，作者在“牛棚”中受審，有人朝他吼道：“看看你交往的，可有一個是好人！”于是，周“檢點平生”，想寫寫他所“交往”與“認識”的非壞人，以至好人。于是寫到了鄧拓。

　　想想文中流露的情緒，再聯系到鄧拓在“文革”中的遭遇，不能否認周老先生有冷嘲熱諷之意。只是這種冷嘲熱諷是否站得住腳，卻有待分析。他說鄧拓對他的文章不滿，如果只是說說倒也罷了，但舉出的那個例子，實在讓人感到并不能支撐這樣一個論斷。

　　首先說鄧拓會不會不滿？會，也可能不會。發動對俞平伯的批判，目標對著的卻是他身后的胡適，以及留在大陸的一大批深受胡適影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鄧拓是否認同這種批判，已無可考證。須知，對胡適有成見的，是鄧拓的上司，作為下屬，他一定要傳達上面的精神，并做出認真執行的樣子。如果說鄧拓的確在故意冷落周，那么這種冷落可以解釋為與上司保持一致。他的上司明顯看不上的一群人，他不敢在大庭廣眾之下過度熱情，這與對他的文章滿意與否無關。

　　再說鄧拓當時的處境。上世紀60年代初，先是全國性的大災荒，再是階級斗爭論甚囂塵上。鄧拓作為國家高級官員，深深地卷入了這一次次動蕩之中。1961年到1962年之間，他操刀《燕山夜話》，對當時“左”的錯誤和不良作風有所批評和諷刺，而此后當權者重提階級斗爭論，不能不說是受到了鄧的某些刺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鄧拓過得并不舒服。他瞻前顧后，自顧不暇。在事隔六七年之后，他是否還會因周汝昌這樣一件事而耿耿于懷？

　　有一些事，當事人覺得合情合理，深陷自己的邏輯。不管這種邏輯出于敏感也好，偏執也罷，但在旁觀者眼里，卻覺得牽強，甚或無聊。

　　□ 王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