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什么一定要對十一大軍區中的八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呢？從我黨與軍隊的具體關系變化來看，我黨總體模式與思路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但實際過程卻有些復雜。毛澤東曾說：“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干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

　　基于歷史經驗，建國以后，毛澤東始終對軍隊抓得很緊，特別關注直接領導者的動向。他一直兼著中央軍委主席，要求軍隊重大問題都要向他報告，甚至營、連的調動也要經過他批準。

　　“文革”前夕，毛澤東與汪東興談話時說：“我們軍隊里也不那么純，軍隊里也有派嘛……不知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我信。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可見，毛澤東對軍隊領導權和內部狀況的關注，是促成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歷史和心理因素。

　　當然，直接導致這次對調的，還是林彪利用軍權與舊部的關系，企圖篡奪政權，以及由此引發的“九一三事件”(1971年)。此后，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文革”，決意重新啟用被打倒和受排斥的老干部，并親自著手掌握軍隊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開始在毛澤東頭腦中逐步醞釀。

　　在周恩來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同年8月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由于此時周恩來病情加重，毛澤東有意識培養鄧小平成為周恩來的接班人，對鄧小平更加器重。

　　在一次聽取工作匯報中，毛澤東講到各大軍區司令員久未調動的問題，問鄧小平怎么辦？鄧小平稍作沉思，隨后把面前的茶杯和毛澤東的茶杯對換了一下。毛澤東會心一笑，說道：“英雄所見略同。”

　　1973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他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又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以后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里來。我毫無辦法，無非是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面講。”

　　會場里鴉雀無聲，氣氛有些緊張。毛澤東緩和了一下語氣，轉換了話題。他說：“我考慮了很久，大軍區司令員還是調一調好。”他面朝葉劍英：“你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志，他們也贊成。”

　　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歌，他接著談：“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這是講各大軍區司令員。他說他已經考慮了好久，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會出現消極因素。

　　隨后，毛澤東宣布重要決定。他指著復出不久的鄧小平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毛澤東又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毛澤東講話常常是漫談，話題很廣，但始終貫穿他要闡明的觀點和思想。

　　12月22日，毛澤東正式宣布對調命令，他把各大軍區司令員、軍兵種主要領導集中了起來。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讓他在將帥面前樹立威信，委托王洪文點名。王洪文不知深淺，就大大咧咧地點起名來。

　　“許世友！”沒有人答應。王洪文向會場望去，只見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天花板，不理會他。其實，此時許世友正在心中暗罵：“許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嗎？你坐政治火箭行，領導軍隊不行！”王洪文在上海時，和許世友比較熟，也在一起喝過酒，沒有想到許世友一點面子也不給他。于是他又壯著膽，點了一次：“許世友！”忽聽“咚”的一聲，許世友把茶杯往茶幾上一磕，發出巨響。

　　這時，王洪文才醒悟過來，他轉過頭來求助似的望著偉大領袖。毛澤東鐵青著臉，有些惱火，但卻一言不發。

　　機敏的周恩來立刻來救場。他拿過名冊，看也不看，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剛才還很傲的將軍們，一個個響亮地回答著。點完名，周恩來宣布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具體細節：

　　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對調。

　　其實，當時全國有十一大軍區，除了上述八大軍區外，還有新疆軍區、成都軍區、昆明軍區的三位司令員沒有被調動。

　　會議結束后，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命令下達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都到達了新的工作崗位，每人按規定僅帶了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對調工作干凈利落地完成了。

　　這次重大軍界人事調動。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羅茲曼指出：“這是有意識地顯示文官控制著國家政權。這樣，許多司令員便離開了他們工作了20多年并建立了關系網的地區。這一命令是中國地方軍事主義走向衰落的主要跡象。這次調動的規模之大表明，涉及到的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傳統的勢力已經被打破。”

　　鄧小平事后談起這次對調的必要性時指出，“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干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范圍。”

　　整體來說，這次對調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毛主席經長久醞釀后所采取的一項重大的治軍、治國舉措。實踐證明，這一舉措有力地保障了毛主席、黨中央對軍隊的絕對統一領導，對當時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穩定作用，也為以后軍隊高級干部交流制度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

　　(摘自《環球人物》李林 毅軍 夏若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