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進退作協已成平常事——

　　文學才進入了常態

　　近日，中國作家協會公布了2009年新會員名單，武俠小說大師金庸以85歲高齡赫然在列。幾乎與此同時，享有“童話大王”之譽的著名作家鄭淵潔高調退出北京市作協。一進一出，饒有趣味，引起各路媒體的廣泛關注和廣大網民的熱烈討論，作協再次處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有媒體指出，如今的作協，已經成為一座“圍城”，外面的想沖進去，里面的想沖出來。毫無疑問，與當年的輝煌和榮耀相比，如今的各級作家協會處境已經十分尷尬，其影響力和權威性都已今非昔比。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圍城”內外進進出出的又是哪些人呢？

　　由于工作的關系，筆者對當代文壇還算略知一二。但是，仔細研讀了這份新會員名單后發現，除了金庸、當年明月、笑看云起等少數作家外，大多數名字都是陌生的。不光對我是這樣，我想大多數人都會是這種感覺。這起碼說明有兩類人還在對加入作協感興趣，一類是剛剛出道不久的文壇新秀，雖小有成就，但還不足以為大多數人所熟知，尚處在“業余愛好者”階段。對這些人而言，如何獲得大家公認的作家身份，擴大自身影響力，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是當務之急。于是，加入作協就成為這些人理所當然的選擇。今天的作協，影響力和權威性雖然降低了，但它的性質依然沒有改變。首先，它是一種專業性團體。目前，在這個領域內還沒有哪一個團體或社團組織能夠達到作協的規模和地位。遍數當代文壇上的眾多著名作家，有幾個不是作協旗下的會員呢？在這樣的情況下，作協潛在地就具備了“身份認證”的功能——而這種“認證”恰恰是“新手上路”時迫切需要的。其次，它是一種體制內團體。體制內屬性決定了作協在創作資源分配、作品出版和宣傳、評獎制度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話語權。或者退一步說，如果我們把現時代的文化分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那么，各級作協掌握著主流文化領域內的許多資源。這使得作協同樣對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新興作家產生誘惑力。

　　與這些文壇新秀相比，金庸等入作協當屬另外一種情況。在這份新會員名單中，金庸自不待言，公認的武俠小說大師；當年明月，憑借《明朝那些事兒》早已爆得大名；笑看云起亦在網絡寫手中堪稱翹楚。將“功成名就”用在這些人身上似無不妥。但是，在我看來，確切地說，這些人是“功雖成，名未就”。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這些為人們所熟知的名字，基本都是在傳統的文學創作模式之外成就風騷的。我所說的傳統的文學創作模式，指的是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以紙質為主要媒介、相對精英化的寫作路向。在許多人看來，武俠小說作家、網絡寫手等與我們心目中公認的作家稱號還是有距離的。這與我們在傳統觀念影響下的文學認知有關，也與我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作家的身份定位密不可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作協這樣的組織恰恰就是傳統文學創作模式的集中代表，是“真正”作家的集散地。所以，在我看來，這些在“旁門左道”(沒有貶義)上大紅大紫的作家加入作協，不在于爭取資源、獲得發展空間，實現人們心理認知中的身份轉換的意義可能要更大一些。說白了，不差錢，要的就是個名份。

　　那么，在一些人加入作協的同時，誰在退出作協，誰有資格對作協說“不”呢？粗略說來，三類作家。第一類是轉行他做，無意繼續在文學圈混的，作家洪峰當屬此類。第二類是已經名利雙收、不再需要借力于體制的一些“大牌”作家。這些作家雖然此后仍將以文學為業，但是，他們已經在市場中站穩腳跟，成為贏家，所以，他們依靠的是市場而不是體制。比如鄭淵潔，幾年來一直雄踞“作家富豪榜”的前列，每年版稅近千萬。擁有這樣的資本，對作協說“不”自然就有了底氣。并且他們明白，自己的讀者并不會因為他們本人退出作協而流失。第三類的情況要相對復雜。他們雖然在文壇已經頗具影響，但并不是市場的寵兒。這類作家退出作協，多是看不得作協內的某些不正常現象，索性一退了之。作家李銳、張石山幾年前雙雙辭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職務，李銳退出中國作協，據說就是要遠離“名利場”。當然，今天，“炒作協”現象之所以能夠發生，離不開一個大的時代語境。在文學和文化的發展越來越多地獲得自由空間，體制的約束力明顯松動的時代，作協的威權日漸消解。時光倒退三五十年，這種現象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其實也昭示了一種時代的進步。

　　對一個作家而言，加入作協或者退出作協，本應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這與一個記者加入或退出記者協會當無本質區別。但是近幾年，類似事件卻頻頻具有轟動效應，甚至上升為一個個文化事件，為什么？可能還是與我們對作協的定位有關。在許多人看來，直到今天，作協仍然是一種體制化的象征。這導致我們今天對它仍然抱有成見。于是，一些有影響的作家加入作協就被解讀為“皈依”。而另外一些作家退出作協則被視為一種“決裂”。我想，只有當類似事件歸于沉寂，不再成為新聞的時候，我們的文學才真正走上了正途，進入了常態。

　　□楊利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