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啟群：說“季羨林現象”

　　一

　　2009年7月11日上午9點，98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就像深秋的一片落葉，闃然回歸了大地。

　　然而，這一無聲的葉落卻在整個中國引發了強烈的震撼。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和校長很快在第一時間趕到醫院，商討了治喪事宜。接下來，數以百計的國內外媒體連篇累牘對于這一事件進行跟蹤報道。在北京大學設立的季羨林先生靈堂，每天來瞻仰悼念者排著長隊，絡繹不絕，其中不僅有政府要員、學校領導、季先生的同事、下屬、親朋好友、弟子，還有眾多與他素昧平生的人。據報道，在7月19日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送別者有數千人之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通過不同方式轉達對季先生逝世的深切哀悼，并敬獻花圈。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大師等也來到現場悼念，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送別隊伍中，有白發蒼蒼的老者，有稚氣未脫的孩童，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也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很多是慕名而來。

　　可以說，季羨林先生逝世，萬眾矚目，在這個如火的盛夏，給人們的情緒和心頭添加了紅紅的一把火。近幾十年間，中國有不少杰出的知識分子辭世，比如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周培源、嚴濟慈以及“兩彈一星”的元勛等，還有廣為大眾所知的人文社會科學家如梁漱溟、朱光潛、宗白華、錢鐘書、張岱年等，甚至具有廣泛影響的詩人、作家如馮至、茅盾、巴金等，在逝世時都沒有出現如此空前的盛況。相比之下，同一天辭世的前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中國哲學和佛學學者任繼愈，則顯得“門前冷落”。此種情形令人十分驚詫、感嘆。

　　季羨林先生逝世的情形，讓我想起上世紀的兩個人。一位是魯迅。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先生在上海家中辭世，下午3時遺體移到了萬國殯儀館的二樓。據記載，第一天前來瞻仰遺容的有4462人，外加46個團體。第二天個人有2857人，團體68個。至22日安葬這4天間，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遺容多至數萬人。出殯那天，由于送葬的群眾太多，前面已走了半天，魯迅的靈柩才由靈堂里抬出來，上面被人們覆蓋上“民族魂”的白布。滬西一帶，到處都是神情凝重、袖纏黑紗的男女青年。他們手里舉著白布制成的挽聯，一隊隊排列在馬路上，唱著挽歌，感情激昂。從殯儀館到萬國公墓大約有十多里路，沒有送喪的車隊，年長的、尊貴的都一律步行跟隨，其中有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胡愈之、王造時等，年幼的小學生也加入步行送葬。魯迅先生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毋庸置疑，這樣空前的葬禮正表明他在人民心中的偉大。

　　另一位是薩特。1980年4月5日，法國哲學家、文學家薩特在巴黎逝世。法國總統德斯坦想為薩特舉行國葬，但了解薩特一生拒絕官方榮譽，曾拒絕領取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因此只是發表一個聲明說：“讓-保爾·薩特的去世使我覺得當代的一盞偉大的智慧明燈熄滅了。”出殯那天，出現了巴黎最壯觀的葬禮景象。原本安排只有幾十人的葬禮，卻有5萬人參加，雖然人數眾多，但送葬的人們一整天秩序井然、肅靜無語向薩特告別。薩特有“20世紀人類良心”之譽，人們在葬禮上表達了對于自己民族偉大思想家的衷心愛戴。

　　季羨林先生的逝世在中國引發的轟動效應與以上兩人至少有某種程度的相似。然而，這種相似卻讓我感到悲涼。整個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從老人到孩子都在表達對于季羨林先生的悼念、追思，他們是在寄托一種什么精神和情感呢？季羨林先生與魯迅、薩特這樣的人物有多少程度的相似呢？

　　二

　　北京大學發表的訃告這樣稱季羨林先生：“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國際著名東方學家、印度學家、梵語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當然季羨林先生還有政協、人大很多職務，是一百多個全國性學會的會長、雜志的主編，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院士)、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訃告并稱：“季羨林先生的去世，是北京大學的一大損失，也是中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一大損失。”這些描述和評價是很專業和恰當的。

　　從季羨林先生終身所從事的研究領域來說，應該說成就斐然。他精通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等多種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他翻譯了大量梵語和德、英等國著作，尤其是印度古典文學經典《沙恭達羅》以及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羅摩衍那》等，撰寫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建樹卓著。已經出版的《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然而，這些研究基本與現實的大眾生活無關。例如，他的博士論文《〈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論文《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并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論文《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這些論文不僅普通人如睹天書，就是相關佛學研究的專家也望而生畏，全世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閱讀、理解。

　　如果是因為季羨林先生在科學研究上的卓越貢獻而引發中國大地的轟動效應，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且不說與季羨林先生同日逝世的任繼愈先生，曾主編了《中華大藏經》，這一巨大的學術貢獻與季羨林先生的成就亦在伯仲之間，前些年去世的兩院院士、全國政協副主席，曾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被譽為“當代畢升”的王選，也沒有引起國人如此注目。相比之下，7月17日在上海逝世的復旦大學教授、原副校長86歲的蔡祖泉，更是無人知曉。蔡祖泉有“中國愛迪生”之稱。上世紀60年代，他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電光源實驗室，相繼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個氫燈、第一個高壓汞燈、第一個氪燈、第一個長弧氙燈等10余類照明光源和儀器光源。現在全世界80%的節能燈都由中國生產，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產燈大國，蔡祖泉功不可沒。(見2009年7月20日《科學時報》)這表明，真正的科學家(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家)與普通大眾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

　　有人說，季羨林先生為世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魅力，還因為他的人格魅力。這種說法太個人化，沒有多少依據。盡管也有人稱季羨林先生是思想家，畢竟只是少數，沒有形成共識。

　　因此，在了解這些情況之后，我們不禁感到一點困惑。

　　三

　　當然，困惑者也絕不僅僅只有筆者。季羨林先生的弟子當中也似乎感知到一種茫然：“恩師的突然逝世宛如學術界、文化界的一場巨大地震，瞬間產生了巨大的震蕩。在很短的時間內，數以百計的國內外媒體，把我的手機打得發燙。作為一位學者的恩師的離去，引發了如此強烈的反應，多少有點出乎我的預料。”(見錢文忠2009年7月14日博文)于是，他要對此現象作出闡釋。在他的多種闡釋之中，最為強調的大約是這一種：

　　這是一個極其冷僻的專業領域，很少有人了解。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季羨林先生在公眾中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呢？又是什么充當了一位象牙塔頂端的學者和社會公眾溝通和交流的橋梁呢？我想，假如說不是唯一的話，季羨林先生持續了八十年的散文寫作和相對后期的雜文創作正是起到了最重要的橋梁作用。

　　根據很難說是完全的統計，近20年來，有100家左右的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種季羨林先生的文集，其中絕大多數就是散文和雜文的選集。季羨林先生的學識魅力與人格魅力，他的熱愛故國、堅守良知、醉心學術，他對文化傳承、交流、弘揚、發展的畢生努力，他對東方文化乃至人類文明未來的深切關懷和遠見卓識，都是通過以散文和雜文創作為主體的文學活動傳達給社會公眾的。(錢文忠2009年7月17日博文《為了永久的不悔——恩師季羨林的文學情緣》)

　　這是當下知名度最高的季門弟子錢文忠教授的高論。錢教授不愧為季羨林先生的弟子，他在說了一些“在他心目中，人民是至高無上的”話，以及“道德擔當和人格魅力”、“為人風范”等等之外，終于找到一個能夠擺上桌面的理由。

　　季羨林先生的文學類作品，翻譯除外，主要有《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散文集》、《留德十年》、《牛棚雜憶》等。季羨林先生的這些文字有很多人喜愛，雖說中國當下的文壇凋零蠻荒，但無論如何，作為文學家或作家的季羨林先生，僅憑這些作品在當代文壇是無法稱雄的。

　　可是，錢教授說得不錯，季羨林先生就是憑借這些文字，打動了普通中國大眾那顆柔軟的心。

　　然而，悖謬就在這兒。

　　四

　　在季羨林先生的殯儀上，中國大眾似乎表達了當年人們對于魯迅或薩特的哀思和仰慕。魯迅與薩特是能夠擔當的，他們是人類思想的巨人。季羨林先生是一個杰出的學者，一個杰出的學者用什么來承載人們這種哀思和仰慕，是值得我們追問的。

　　應該說明，這一切與季羨林先生無關。季羨林先生生前公開聲明要辭去“國學大師”、“泰斗”、“國寶”三頂桂冠，表明他試圖從國人對他的仰慕和贊頌中解脫出來，還原到一個學者的原生態之中。我們要追問的，恰恰是國人為什么在季羨林先生身上寄托了如此深沉、厚重的愿望？

　　帕斯卡說：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人盡管脆弱，但要思想，否則不成其為人。希伯來諺云：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我說：假如不思考，人類是什么？一個人不會思考就等同一頭驢，一個民族沒有思想家就等同于一條沒有導航的船。人們對于思想家極其仰慕企盼的時代，正是思想家匱乏的時代。如同墜入深淵的人們緊緊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在思想的真空之中，人們也需要一根小小的稻草。

　　當然，季羨林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上世紀50年代國家評選的文科“學部委員”(院士)，與現今的“資深教授”有天壤之別，是五四一代學者的余脈，自然是受人們愛戴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我也不否認季羨林先生的為人風范、道德擔當以及人格魅力等等，不否認他散文的藝術感染力，我只是說，季羨林先生逝世甚或逝世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季羨林現象”，與所有這些原因或理由不能夠成等值的對稱關系。形成對照的是，北京大學還有一位與季羨林先生同齡的歷史地理學院士，98歲高齡的侯仁之先生，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屋，幾乎不為人們所知。

　　火熱的“季羨林現象”恰恰暴露了當下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深層問題。真正思想者的缺席，導致中國思想文化的失衡。在某種程度上說，這與某些“文化大師”在普通大眾中喧鬧的賣點不幸有相通之處。不過，那幾個到處耕云播雨者、實在是不足為道了。

　　回到事件本身，季羨林先生的逝世，無疑是北京大學的一大損失，是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知識界的一大損失。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是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名句。我初讀之時，如遭電擊，此后即銘記在心。現在，我謹以此為拙文作結，并謹以此寄托對于季羨林先生的哀思。

　　作者：章啟群

　　(2009年7月22日中午，于暴雨前之燕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