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戲

　　至今我們掌握的關于昆曲鼻祖顧堅的資料，源自于魏良輔的《南詞引正》第五條，一共不滿兩百個字：“腔有數樣，紛紜不類，各方風氣所限，有昆山、海鹽、余姚、杭州、弋陽……惟昆山為正聲，乃唐玄宗時黃番綽所傳。元朝有顧堅者，雖離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辭，善作古賦。擴廓鐵木兒聞其善歌，屢招不屈。與楊鐵笛、顧阿瑛、倪元鎮為友，自號風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風月散人樂府》八卷，行于世，善發南曲之奧，故國初有‘昆山腔’之稱”。

　　關于顧堅，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在《昆曲大辭典》中補充了一句：“清順治刻本《重修顧氏大宗世譜》列有昆山顧堅一支的世系表，說他是‘國子生’(秀才)。族伯顧敬是詩人，但生平事跡無考。”

　　1960年夏天，吳新雷在北京拜訪文化部訪書專員路工，路工先生把他在明末昆山人張丑的手抄本《真跡目錄》中新發現的魏良輔《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拿了出來。《南詞引正》全文僅有一千多字，但吳新雷敏銳地感覺到了這件資料的珍貴，請錢南揚教授作了校注，編發在《戲劇報》1961年第7期、第8期合刊上，引起了昆曲界的轟動。蔣星煜、黃芝岡、顧篤璜、董每戡等人紛紛撰文考證，把昆山腔——昆曲起源的歷史，從明代中葉向前推到元代末年。

　　然而，在茫茫史海間，顧堅的資料再也無法尋覓，哪怕是一鱗半爪。始終有人懷疑顧堅的真實存在。理由有兩條：一是各種昆山地方志都不載顧堅其名，明清時期昆山人的著作也只字不提顧堅；二是《南詞引正》中的顧堅僅僅是孤證，魏良輔把黃番綽和顧堅抬出來，是在給自己成為“曲圣”造勢。

　　近來，有一位顧姓無錫游客在參觀千燈鎮顧堅紀念館后，心情十分激動。他告訴工作人員說，他們的這一支顧氏，就是從昆山遷往南通的。生活在元末的顧堅，正是他們的先人。不久，我有機會讀到了《南通顧氏宗譜》(顧祖培等纂修，民國20年,南通翰墨林鉛印本)，其中果然列有顧堅一支的世系表，并且說明南通顧氏是“元季兵亂時”從昆山遷往南通的：“元末避兵亂自吳郡寓居高郵，旋遷通州，居于城西。”

　　顧氏宗譜對于始祖的記載有兩種方式，或者以東周時期的安朱為始祖，或者以南朝梁、陳之間的文字訓詁學家、史學家顧野王為始祖。由《南通顧氏宗譜》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支顧氏家族，如果以安朱為始祖，顧堅當為第四十一代。

　　顧堅實有其人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根據有限的資料，我們也可以勾勒出他的家族背景和個人形象。顧堅生長在一個知書識禮的家庭，早年考中秀才，后迷戀文學和戲曲，“精于南辭，善作古賦”。不僅在千燈鎮潛心鉆研，也常常外出交友，與藝術家們切磋技藝。顧堅的生卒年月不可考，但從他相交的朋友楊維楨(1296-1370)、顧阿瑛(1310-1369)、倪瓚(1301-1374)等人推算，他從事戲曲活動的時間，當在元末至正年間，比活躍于明嘉靖、隆慶間的魏良輔大約早兩百年。

　　顧堅自號“風月散人”，這讓人想起蘇軾的話：“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或許他愿與“風月主人”的倪瓚一樣，借散曲感嘆歷代興亡，追求閑適自在的樂趣，所以不再追求功名，終日寄情于戲曲，散淡處事。這恰恰是符合“水磨腔”特征的。顧堅的著作《陶真野集》、《風月散人樂府》僅存書目，無法窺見他的藝術才華。然而魏良輔說他“善發南曲之奧”，名聲之響、影響之大，連元末著名將領、中書丞相擴廓帖木兒都“聞其善歌”。偏偏顧堅還不是人們想象中的文弱，竟“屢招不屈”，絲毫也不給擴廓帖木兒面子。從另一面看，恰恰由于顧堅學識淵博，功底深厚，乃至將近兩百年以后，魏良輔還在《南詞引正》中為他記上厚重的一筆。

　　所謂“陶真”，是宋元明民間說唱技藝的名稱。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唱涯詞只引子弟，聽陶真盡是村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馀》卷二十也有記載：“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由此可見，“陶真”是民間藝人隨口說唱的一種樣式。盡管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陶真與昆曲的關系，然而我們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顧堅“善發南曲之奧”，是發軔于民間說唱藝術的。他居住在千燈古鎮，酷愛說唱音樂，必然與鄉俚野調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昆山的各種志書中都不見顧堅的名字，這毫不奇怪。歷代的修志編史者大多尊崇詩文、鄙視戲曲，而文學家也往往不屑與伶人戲子為伍，輕易不會給他們作傳。只有身為民間樂工曲師兼醫生的魏良輔與顧堅社會地位相仿，又志趣相投，才為之寫下那一段文字。何況，顧堅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才被人們找出來，戴上“昆曲鼻祖”桂冠的。假如沒有《南詞引正》的發現，或許至今仍然被淹沒在泛黃的故紙堆里。

　　◎陳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