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城墻差點被拆除

　　——民國陜西當局曾計劃“拆城”

　　作為冷兵器時代的產物，城墻在我國整體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少數如西安、南京、平遙等僅存的幾座(段)，成了這些城市一道引為驕傲的奇特風景。其實，西安城墻，不僅解放后的“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曾被糟蹋得滿目瘡痍，而且，在民國時期的拆城熱中，差點也難逃被拆除的厄運。如“圍城”役后，陜西當局《陜西長安市市政建設計劃》(以下簡稱《計劃》)就載：

　　“長安為古建都之地，故城墻特堅，世罕其匹，誠為弓矢戈矛時代最良之防御建筑物。然近世科學昌明，火器之進步，日新月異，巨炮之制造，有增無減，曩時所恃為御敵者，誠不足當中炮制一擊，則長安雄城亦不過封建制度之遺跡，安足進(疑為盡)防御之能事？！即云防險，亦只為供內亂之具，而妨礙都市之發展、阻滯交通之便利者實多。去歲八月‘圍城’，為禍尤烈，盡人皆知。考歐美各邦之拆城事，已成過去，吾國東南通都大邑及交通便利處如天津、上海、廣州、泉州、九江、杭州等處，亦早已實行。至武昌以圍城之禍而毀城，尤為最近之適例。其得失利弊，識者早詳言之�！�

　　這是這個《計劃》的第五部分“拆城及修復城門樓”中的內容。《計劃》是1927年省建設廳擬制的。其中說到拆城的理由——防御功能衰減，阻礙城市發展和阻滯交通，也說到拆城的依據——歐美各邦早都拆了，“吾國東南通都大邑及交通便利處”也都拆了。理由不說了，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認識；我大致查了一下，不說外國，僅我國自1902年天津拆除城墻后，陸續拆除的地方還真是不少。如《計劃》提到的若干，漢口是1907年拆的，上海是1912年拆的，杭州是1913年拆的，廣州是1917年拆的，泉州是1923年拆的，九江是1924年拆的，此外，1924年拆的還有長沙和梧州，1928年拆的還有重慶。至于武昌在北伐軍攻克后，經郭沫若等提議，湖北省政務委員會明令拆除，更是1926年10月即《計劃》出臺之前發生之事，足見當時不管拆除的直接原因為何，也不管整體還是部分拆除，各地拆除城墻確已成為一時風潮，西安城墻的拆除計劃并非陜西當局獨出機杼，而且其拆城之擬議是何等的“理直氣壯”。何況在陜西當局者看來，城墻拆除之后，城磚及削得磚灰既可“供修筑東南西北四大街道路之急需”，還可以節省這些工程購運磚灰的大量費用！

　　時過80多年，現在看到這個《計劃》，猶讓人不免脊背陣陣發涼。所幸這在當時也只是計劃而已，否則，后來者絕對無福一睹古城的城墻雄姿。至于當時沒有即時拆除的原因，也許工程浩大，所需費用多，初解城圍財力不濟；也許陜西政局多變、主席數易而無暇顧及，目前尚難確知。但是，此事上個世紀30年代以后一直未再提起，則肯定與1931年2月軍政內政兩部議決、5月行政院批準出臺的《保存城垣辦法五條》有關。據說，《保存城垣辦法五條》是寧鎮澄淞要塞司令楊杰(1889-1949)，為統籌國防起見，建議將“中國現有城垣交付國防或負責機關審議”，軍政部召集內政部、參謀本部等各代表詳細討論后提出的�！侗４娉窃�辦法五條》內容如下：

　　一、全國各地方現有城垣、城壕及邊界關塞，一律保存。

　　二、本案決定以前已經拆除或填平者，不在此例。

　　三、此后各地方如因市政發展或重要建設，城垣、城壕實有妨礙或已失其效用者，得由地方政府呈請行政院發交軍政部、內政部會同參謀本部審核后，準許拆除或填平其一部或全部。

　　四、各地方如因交通關系，得于城垣、城壕多辟門洞多加橋梁。

　　五、各地方所有城垣、城壕若有破壞，責成地方政府隨時修理。

　　所以，西安城墻在民國時得以保存下來，實在是一種僥幸，應該感謝當時陜西當局主意的改變，感謝楊杰的建議以及當時軍政、內政兩部的辦法五條。雖然我們清楚地知道，前者可能并不真是對這城墻有所顧惜，后者也的確并不只是針對西安，或對西安情有所偏。但是，正是陜西當局主意的改變與楊杰的建議和軍政、內政兩部的五條辦法，西安才沒有失去承載其厚重歷史的標志性載體，才有可能出現西安后來以至現在依然褒貶不一的交通格局。不過，古物雄踞，利弊同在，盡管當時城墻保存下來了，主流輿論拆除城墻的主張卻并未絕跡。如1947年初，西安市政府《西安市分區及道路系統計劃書》在講到“增辟城門”時，仍然提到：

　　“一般時政家認為城墻為古代堡壘遺跡，已不適于現代戰爭，徒束約市區之發展，應拆除之，辟作環市路。此論甚為正確，世界及吾國已有許多名城付之實行，市民稱便，唯就目下西安市財力及將來軍事上之需要兩點觀之，長安古城尚有保留數十年或數百年之價值，而市區發展又刻不容緩，欲求兩全，唯有多辟城門�！�

　　兀自堅持認為拆除城墻是正確的，只是出于財力困難和將來軍事上的需要，才覺得她還有保存下來的必要。其言下之意，城墻儼然已經成了嚴重的負擔，成了令人討厭、不合時宜的古董，要是財力允許，軍事上不再需要，其徹底拆除只是早晚的事情�；赝麣v史，這一主張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大躍進”中的拆除城墻、建廠煉鐵，“文革”期間的在城墻上“深挖洞”，固然都有頭腦發熱、“左”字作怪，對其歷史文化價值認識不足的因素，但也不是沒有這種主張的潛在作用。

　　今天看來，民國曾經的拆城計劃，已經成為遠逝的歷史。但是想到西安城墻曾經有過的這場生死存亡的考驗，自會讓我們在深感慶幸的同時，更對西安城墻平添一份珍惜的情愫，一份愛護的責任。

　　□王民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