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足夠開放，就算領導人坐在下面，我還是照講。有人說這是大膽、首創(chuàng)，那只是他們不敢講而已，也許他們還沒有習慣日益寬松的民主氛圍。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接到任何電話或者書面通知，告訴我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應該怎樣演。”

　　周立波，這個在一夜之間上遍幾乎所有華夏媒體封面與頭版頭條的“海派清口”的創(chuàng)始人與其唯一的表演者，這個你可以沒看過他的演出但絕對知道他很紅、很幽默甚至蓋過小沈陽與郭德綱的“中國笑諷大王”，在回答記者提出的“你怎么有膽量模仿領導人”的猛烈提問時，非常輕松、平靜乃至略微自得地如是說。

　　事實上周立波自2006年起就走紅上海灘直至2009年躥紅全中國的各大城市，靠的絕不僅僅是“膽量”二字，《笑侃三十年》《笑侃大上海》《盤點2007》《盤點2008》《我為財狂》這一系列兼具了上海特色與全民共性的大型脫口秀表演都凸現(xiàn)出了他作為一個文藝創(chuàng)作者甚至時事觀評家的獨特才華與技巧，里面充滿了以苦為樂的真切懷舊和“目睹中國百年來之怪現(xiàn)狀”式的反諷與自嘲，尤其是針對當下甚至就是當天的那些瘋癲無常、無言以對的“黑色幽默”，很能令人在會心地大笑過后，心頭頓生難耐的澀味。你可以比他更會模仿，比他演得更滑稽，但你很難有他的創(chuàng)作力與穿透力，所以可以說是“有膽有識、能說會演”這樣的綜合實力成就了被余秋雨“大師”盛譽為“一百年才能出一個”的周立波，而小沈陽、郭德綱甚至趙本山，未必就無膽無識，但至少沒敢表現(xiàn)出來很多。他們很幽默，但是不黑色，但只有當這兩個詞疊加到一起的時候，才最具當下的力量。

　　周立波 為什么這樣紅？

　　上海人——尤其是30歲以上、50歲以下的上海人——之所以熱捧周立波，把他的演出架到一票難求的城中盛事的高度，當然是因為他的演出既親切、鮮活、生動，又怪誕、熱辣、生猛。尤其是今時今日的中國、上海與上海人，都給周立波的才華展示提供了最佳的“天時、地利、人和”。總被扣上“自大、排外、自戀、小氣、膽小”的帽子，甚至被妖魔化了的“陰陽怪氣”的上海人，從周立波既可親又生猛的笑侃中找回了闊別已久的認知度與存在感，當小沈陽的穿著、李谷一的臉型、劉歡的脖子、張明敏的身高、韓紅的門牙都成為被揶揄的笑料，當80年代初的“打樁模子”(二道販子)、“醬油朋友”(造假奸商)那既可樂又可憎的形象再度近在眼前栩栩如生，當歷史的積怨、殘酷的股市、巨大的壓力全被搬到臺面上嬉笑亮明……每一個置身演出現(xiàn)場的上海人都會油然而生“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們就是這樣的人”的復雜認同感甚至自豪感。

　　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李天綱認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里蘊含著上海的文化密碼，里面藏著自豪，也藏著悲情。上海人已經實在沒什么資本，人口不占優(yōu)勢，生活方式影響力不大……當周立波在臺上說出上海人掙 100塊錢，其中87塊交給國家，自己只留13塊的時候，我當然感謝他。”

　　錢文忠(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just the right man

　　周立波一夜之間紅遍上海，這是在最合適的時間出現(xiàn)了最合適的人干了最合適的事，一語概之，“just the right man”。首先，周立波肯定是個有天分的演員，但要是早幾年，他完全不可能火成這樣。周立波恰好趕上了最近這幾年上海意識高漲的時期。

　　上海本土文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邊緣化。但是最近這幾年，上海開始改革戶籍政策，開始接納更多的人來到這座城市。人在什么都有的時候，會去想沒有什么。上海人在經濟高速發(fā)展的今天，就會發(fā)現(xiàn)少了點什么自己的東西。周立波的出現(xiàn)，正好符合了上海人在經濟站上一個新高度后，對于本土文化的一種需求。正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周立波的紅是理所當然的，現(xiàn)在就算演了50場，但觀眾也最多只占上海總人口的1%，所以他的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

　　余秋雨(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作家)

　　周立波的自由帶來了欣賞者的自由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用只有上海的過來人才聽得懂的形式來詮釋他的幽默。文化是維持人和人差別的一個手段。上海文化長久以來找不到全方位的差別，但周立波是全方位的，他的話語系統(tǒng)、組建方式、意識流……其實是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在清算他們爸爸那一代。周立波在這方面是個很好的探索者，一探索就和北方不一樣了。當文化發(fā)展到一定時候，每一座城市都要尋找到自己城市文明的生態(tài)話語，周立波在這方面是個人才。另外他的一些笑話背后還有社會思考在里面。

　　周立波A在表演中把故事和話語系統(tǒng)組合在一起，看上去很自由，其實難度很大。海派清口這種“一人之夜”的形式國外早有先例，或者嚴格地說，人類最早的娛樂活動就是從這種形式開始的。周立波在表演中采用了一種意識流的方法，表面看沒有邏輯，想到哪兒說到哪兒，但那其實不是一種混亂，而是一種自由，他的自由帶來了欣賞者的自由。周立波有著非常好的邏輯控制，他有一個大邏輯，就是尋找30年來社會和人們生活方式的變遷。

　　徐崢(演員)

　　他也在竭力打破語言障礙

　　周立波找到了一個脫口秀的形式，他的貢獻在于把原先的滑稽戲回歸到現(xiàn)實生活中來，找到了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找到了和60、70后的集體記憶有關的事情，他把這兩點很好地結合了起來，老百姓其實有這樣的需求。他的走紅，上海文化方面的因素當然很多，但我發(fā)現(xiàn)他也在竭力打破語言障礙，很大一部分是用普通話說的。

　　王小峰(文化評論人、記者)

　　上海人的幽默感是很差的

　　我覺得周立波只是在上海走紅，他的那些段子，三分之二都是上海話，這也是他很聰明的選擇。那些用普通話說出來不算太好笑的包袱，換成上海話，就逗樂了。比如《笑侃30年》，帶著很強烈的上海人的意識和價值觀去說一些事情，他在挖苦諷刺上海人的時候，其實是很有節(jié)制的。北方人諷刺起人來是沒有底的，但周立波都兜著。我覺得上海人不幽默，他們的幽默感是很差的。只要周立波一張嘴，大家就笑嘛，大家都有一種心理——我要是不笑就沒品。從眾心態(tài)特別強烈。兩個小時笑了600多次？這又不是破世界紀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周立波其實特別清楚自己的局限性，但他本人在談到這方面的時候，用的是“不屑”二字，這是海派文化最大的特點——不屑跟全國人民分享。在信息不發(fā)達的年代，他可以這樣，但現(xiàn)在還停留在這個狀態(tài)上，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

　　江小魚(導演、文化評論人)

　　周立波迎合了這個時代的某種隱秘需求

　　上海這么多年來一直屬于文化沙漠，它是文化消費城市，卻幾乎不會創(chuàng)作什么。上海人在商業(yè)和文化上的落差特別大，經濟上全中國人民都承認它的實力，但精神氣質上，全國人民對它好像都帶有不是特主流的看法。外地人夸一個上海人最高的評價就是：“哥兒們，你不像上海人。”所以他們特別需要被肯定。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都是建立在上海文化既自戀又自卑的基礎上。一方面，他們瞧不起外地人，同時又特別渴望這些外地人——他們眼中的鄉(xiāng)下人——對他們進行贊美。周立波正是在經濟和精神形成巨大反差時誕生的為上海人說話的人。脫口秀在西方其實是一個時代、一個階層的代言人，而上海人，包括周立波自己，一直認為自己很高雅，其實那不是高雅，只是上海市井草根階層渴望他們的市民文化被肯定。

　　如果你不分析上海人的精神困擾的話，你就不能理解周立波為什么被上海人如此之喜歡，同時這種喜歡又是如此之脆弱。其實，一個人火是跟氛圍有關的，郭德綱也好，小沈陽也罷，一個人的火不是他想火，而是因為他們迎合了這個時代的某種隱秘需求。周立波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