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中國文學一瞥

　　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在總結新文學的成就時指出，五四后的第二個十年不如第一個十年。一個進化論者的結論具有啟發的意義：文學如同歷史一樣，是可以倒退的。

　　倒退的原因，在魯迅那里，大約如他所言：“五四失精神”，文學失去了五四發軔期的那種自由反抗的精神。文學精神可以從兩個方面觀察，一方面同時代思潮有關，另方面寓于作家個人的生存狀態和思想傾向。文學創造是一定的觀念、思想和道德原則的產物。

　　連頹廢也是激烈的

　　五四是一個觀念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時代。文學觀念的一個最重要的革命是，它不是“載道”的，不是意識形態的仆從，而是獨立的、個人的、審美的。當時最完整地表達這種文學新觀念的，當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文章強調人是靈與肉的統一，因此文學必須是人性的，道德的。健全的文學，不但是個人主義的，而且是人道主義的。這就是對文學作為“人學”的五四式闡釋。

　　從五四開始，文學社團蜂起，許多刊物在校內外創辦起來，即便旋生旋滅，都是自由思想的載體。就在這些“自己的園地”之上，生長了大批的作家和作品。在《新青年》率先顯示新文學的實績的魯迅自不必說，新詩有郭沫若、劉半農、馮至、徐志摩、聞一多等風格各異的詩人；散文除了周氏兄弟，還有郁達夫、冰心、朱自清等，都是很有個人特色的作家；小說方面，郁達夫寫“多余人”，廬隱、淦女士、丁玲等寫現代女性，還有個別敘說工人生活的作品，都是傳統小說所沒有的。即便寫市民，也不同于“三言”“二拍”，沒有那種消閑和逗樂。新興的“鄉土小說”最有成就，它聚集了一個較大的作者群，作品的主題和寫法與《水滸傳》很兩樣，是五四的平民主義與人道主義精神的反映。總之，五四新文學是為人生的，充滿著一種青春氣息，甚至連頹廢也是激烈的。

　　獨立探索為集團規劃所代替

　　三四十年代是“后五四時代”，也可以看作五四的一種延伸。這時，啟蒙主義淡薄了，個人獨立的探索更多地為集團規劃所代替。國民黨“黨國”的官方文學，實質上是封建時代廊廟文學的僵尸，蒙覆了民族國家的現代面具而出現。許多“閑適”、“幽默”之文，顯露了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蛻變，雖然看起來豐富了藝術品類，可是對于一個生死搏戰的大時代來說是不相宜的。左翼作家集體傾向于階級性方面的表現，這種表現，在延安文學中更為集中，然而愈到后來愈見狹窄，五四那種世界主義的視野不見了。在集團之外的作家中，蕭紅是突出的，為中國大地留下了悲壯的史詩。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的小說有較高的成就，可惜對人性多作文化人類學的發掘，卻放棄了社會學的視角，影響了作品的廣度和厚度。文學是需要余裕的。抗戰八年的動蕩對文學創作不無干擾，但是，從五四和后五四成長起來的一代作家如茅盾、老舍、曹禺、巴金、艾青，以他們良好的文化素養，畢竟成就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

　　人為的“階級斗爭”

　　1949年以后，文學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蕪雜的文學社團不見了，代之以統一的“作協”，而且有了專吃“官飯”的創作人員。二、在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作家隊伍成為規訓與懲罰的對象是必然的，從而出現大面積的組織性剝離。三、刊物有主管部門，有嚴格的組織制度和審稿制度。四、統一出版，“陣地意識”是貫徹始終的。

　　在思想傾向方面，長期以來，五四流行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遭到嚴厲批判。“階級性”代替“人性”而貫穿了幾十年的文學，是為人為的“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服務的，完全退回到“載道”的框架之內。這樣，新文學歷史上的一些題材和主題消失了，甚至連不涉政治如何其芳的《畫夢錄》或師陀的《果園城記》一類作品，也不可得見。“文革”十年，幾乎消滅了所有獨立的文學作品，只余“一個作家八個戲”，堪稱浩劫。

　　普遍失去語言的質感

　　至八十年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力圖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與此同時，卻普遍失去社會理想和文學理想，失去自由感、悲劇感和道義感，放棄思想深度的追求，道德觀念的追求，放棄對社會環境和體制的必要質詢，以致有意抹殺人物固有的階級身份及社會關系，無視生活的內在邏輯，一味追逐時尚，追逐故事，追逐形式。此時，官辦文學大獎，作家頗類趕科舉大考一般，似乎沒有哪一個“名家”可以自覺或者被動地留在大獎門外。九十年代以后，作家、評論家、出版商及媒體結成團伙，左右文壇，機會主義之風盛行。大小作家，各式“筆會”，均以談說“玩”與“酷”為樂事。在靈與肉方面，大寫“下半身”，詩歌如此，小說也如此。“身體”一詞成了性的代名詞，在作家和批評家那里流行一時，使人想起明季士風。人的精神狀貌被忽略，作品失去精神性，這是致命的。

　　文學語言粗鄙化，缺乏個性，毫無韻味，同樣與精神的衰敗有關。應當承認，社會語言，包括文學語言，是被嚴重污染和破壞了的。文學是語言藝術。一代作家普遍失去語言的質感，是中國文學質量下降最為明顯的一個指數。

　　平庸，低俗，粗劣

　　站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端回望五四，我們看見：現今的中國文學表面上看來很繁榮，作者更多，作品更眾；但是明明白白的是，文學現象成為“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現象是五四文學所沒有的。這中間，不能說沒有個別優秀的作家和詩人，但為數極少；雖然文學題材比過去有所擴展，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表現手段，就整體的品質而言，當代作品是平庸的，低俗的，粗劣的。

　　關于中國文學的評價，我們不能不拿世界文學作參照；比較之下，可知相距甚遠。倘若從時間的縱軸看九十年的變遷，途經長期劫難，實在喪失太多，可是，作家至今不但沒有切實的反省，反而出現諸如諾貝爾文學獎的集體癔癥之類的怪象，如此愚蠢而狂妄，可見要想進步很難。

　　□林賢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