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正午時分，烈日當空，北京報國寺文化市場上，顧客稀稀拉拉。在“紅色藏品”攤位的專區前，也是少有客人光顧，幾位攤主正圍著一個小桌子喝酒、聊天，市場上并沒有出現筆者想像中的熱鬧場景。

　　近來，很多地方政府、民間協會都籌劃舉辦了以“紅色”為主題關鍵詞的收藏品展覽會、交流會；拍賣市場上，紅色藏品的拍價不斷刷新紀錄；紅色收藏還開始向互聯網領域拓展，網上交易風生水起，用網友的話說是“全國江山一片紅”。

　　紅色收藏的升溫，與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出現蕭條景象的藝術品市場形成鮮明對比。

　　在報國寺文化市場里擺攤的嚴大爺是“老北京”，從1993年開始做“紅色收藏”的買賣，至今已有16個年頭。“從2003年開始，紅色藏品的價格就開始穩步上升。”嚴大爺說。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新中國建國60周年，為紅色收藏迎來新熱潮提供了契機。”中國收藏家協會徽章委員會主任紀玉成說。雖然，紅色收藏不是新名詞了，但對“紅色收藏”的界定，還存在爭議。

　　“一些人認為‘紅色收藏’就是‘文革’時期的收藏，這是錯誤的。‘紅色收藏’是一個廣泛范疇，涵蓋了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歷史遺物。它既可以反映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發展壯大歷程，也佐證了各個歷史階段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成就。”紀玉成這樣解釋。

　　據了解，紅色收藏涉及面很廣，常見的有文史資料、文書檔案、書報刊、連環畫、字畫、塑像、徽章、擺件、宣傳畫、電影海報，以及郵幣卡、票證等。其中，以毛澤東像章、毛澤東著作為主的紅色藏書、“文革瓷”(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10年間各地陶瓷廠生產制作的帶有“文革”色彩的陶瓷器皿)、抗日戰爭史料、紅色油畫、“紅寶書”系列等最引人關注。報國寺文化市場的幾位攤主介紹說，平時來市場上買賣紅色藏品的，主要是上年紀的人，有攤主這樣分析，這些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很懷舊，手里有閑錢，對過去歲月有特殊情懷”。

　　隨著紅色收藏的升溫，一些藏品的價格不斷上揚，原來幾元錢一枚的紅色徽章一路狂奔到幾十元錢。不少收藏界人士對這種現象表示擔心。

　　收藏家李強認為，紅色藏品價格上揚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價格飆升至某一高價位，對藏友們來說是好事；另一方面，如果有新發掘出的藏品出現，就難以再給收藏者們‘撿漏兒’的機會。高不可攀的價位，必將使想加入這一行列的新人望而卻步。”

　　署名為宋曉軍的作者在《收藏中國》撰文稱，“雖然紅色收藏在資本和商業沖擊下并沒有像當年的‘君子蘭熱’和不久前的‘普洱茶熱’那樣充斥著泡沫風險，但是沖擊還是影響了很多紅色收藏者的文化準備，使得他們無法對藏品的文化價值進行深入挖掘和對藏品的文化特性充分呈現……這不僅對紅色收藏作為一個獨特收藏門類的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制約，而且對后人從收藏角度更理智、客觀地理解中國革命史也是一種文化上的缺位。”

　　對此，紀玉成認為，任何藏品不僅有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也應該有經濟價值。“現在的紅色藏品價格走高，是符合價值規律的。但是，藏友們在注重藏品經濟效益的同時，更應該對藏品所反映的歷史做深入了解，研究、發掘它們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內涵；還要多積累經驗，提高辨別藏品真偽的能力。”

　　雖然紅色收藏日益紅火，但如何提高普通民眾對紅色藏品的保護意識，仍然任重道遠。

　　2003年，河南發現了一枚直徑達1.8米的大型毛主席頭像掛章，收藏家施永明趕到河南將其高價買下。他后來得知，這一掛章一直是被一家農戶當做床板來使用的，還有幾塊同樣的掛章已經被這一家人當成廢品賣掉。“當時，全國還是首次發現這樣大型的掛章，其歷史意義、文物價值和觀賞性都很高。如果沒有被及時發現、收藏并加以保護，將是很大損失。”施永明說。

　　如何使紅色收藏持續健康發展成為關注焦點。紀玉成就表示，“紅色藏品應該發揮出社會效應，不能只向‘錢’看，讓熱潮變了味兒。”

　　“政府應該加強宣傳引導，增加人們對紅色收藏的認識，提高人們的保護意識；作為收藏家，應該有‘藏德’——藏品不應該被藏在家里、鎖在倉庫里，應該多展覽、多交流，讓更多的人來欣賞，讓我們的后人能夠了解歷史、銘記歷史。只有這樣，紅色收藏才不會僅僅是一陣熱潮。”施永明說。

　　實習生 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