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人物已經日漸凋零，二十世紀的那些崢嶸歲月也已經成為一段歷史。時光的流逝已經讓二十世紀變得日漸遙遠。季先生的離去，雖然讓人遺憾，但畢竟他已經完美地實現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現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但這意味著這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一直以其高遠的思考和純粹的人格影響我們的人物離開了我們。

　　我們的懷念有我們自己的理由和意義，這當然是為了季先生，但首先是為了我們自己。我以為，季先生的意義首先在于他是一個現代的專業性的學者和一個中國傳統的儒者的完美結合。

　　季先生是深入所謂“二西之學”，也就是對于中國影響最大的兩個外來文化的深處的。這就是佛教和印度之“西”學和西方之“西”學。他是對于這兩個方面有最深刻的把握的專業的學者。他的領域其實是以西方現代的方法論深入到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處，他對于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能力和對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專業方面一流的成果。同時，季先生又是一個傳統的儒者的典范，一個在現代學術體制之中又能夠超越它的限制的人，一個有德性的追求和精神的境界的人物。季先生始終具有一種傳統的人文情懷，他始終在學術之外寫作隨筆散文，將他對于人生的感悟和體驗傾訴給他的非專業的讀者。向季先生請益的時候，時時能感到他的“民胞物與”的情懷和“知化窮神”的境界。他的生命其實展現了一個儒者的風范和中國傳統精神價值的延續，他以生命延續了中國傳統的一脈精華。

　　其次，季先生對于我們今天的意義在于，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執著地提出的有關中國文化復興的論述。他的有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意見，就是其觀點最為簡潔和生動的概括。這個說法提出的時候，正值西潮涌動，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對于年輕人的思考的影響巨大，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覺得老先生的見解是一廂情愿。但在今天來看，這見解其實有著驚人的預言性。老先生參透了人類文明的命運，對于文明的起伏消長的理解異常深湛，這個觀點既是他畢生的思考的結晶，也是他的儒者的感悟和體驗的結晶。

　　過去看蘇軾的弟弟蘇轍寫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記述蘇軾將逝時的情況，時常欽佩蘇軾對于生死的通達:“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伺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這里的“怛化”的“怛”音“達”，怛化是驚嚇將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實也早就參透生死了，這里的“湛然而逝”用來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為恰當的。

　　他的逝去是平靜的，也是莊嚴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

　　本報特約評論員 張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