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和季老成為了某種文化符號，寄托了人們對當代文人的正向想象。而杰克遜的歌伴隨著許多人的成長，所以悼念杰克遜其實是在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經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

　　●我們的時代容易被兩種力量感動，一種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樣，始終維持樸素的人文本色，連續著社會傳統的恒定。一種是年輕人個性的發揮，不斷在擴展人的視野定式。

　　●崇敬他們，更在于他們始終沒有背離自己的信念，年輕時的志向一生再也沒有改變過。這留給我們一個大問題：你敢不敢做一個少數人？

　　●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梁永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龔丹韻：昨天任繼愈先生追悼會在京舉行，明天人們還將送別季羨林先生。但從眾多悼念文章中不難看出，多數人其實并沒有讀過他們的書，對他們的研究很陌生，卻毫不妨礙大家懷著滿腔感懷潑灑筆墨。這是為什么呢？

　　梁永安：我想首先是兩位老先生的口碑很好。任老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有自己的體系，對當代中國影響非常大。20世紀以來的現代化背景下，龐大的工業機器使得個體的生存顯得越發渺小迷茫，所以哲學轉而關注個體的生存價值。但是任老一直在堅持研究個體和群體的關系，關注社會性、公共性的問題，他甚至對中國鄉村社會、農民的生存條件產生了興趣，沒有困守在書齋里，而是對社會懷著一份關懷。

　　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一個人在輿論口碑中樹立起來的形象。媒體的文化運作總會選擇性地把精英人物通俗化。季老的研究領域固然很冷門，但他良好的學風、人品卻通過一條條新聞傳遞給了大眾。再加上他還有一些散文被收進教科書，語言風格上，學術語言和生活語言的結合把握得很好，通俗易懂。所以在全方位的信息傳播下，讓他們成為了某種文化符號，寄托了人們對當代文人的正向想象。

　　龔丹韻：此前，流行歌王邁克爾·杰克遜、現代芭蕾舞鼻祖皮娜·鮑什的離世也顯現了類似的偶像情結。我們一直常說這是個反傳統、反權威的時代，如今看來似乎并非如此？

　　梁永安：杰克遜的歌伴隨著許多人的成長，所以悼念杰克遜其實是在悼念自己年輕的過往，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經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大家是把自己的某些特質映照在了他的身上。肯定杰克遜，就是把那些不協調作為常態肯定下來，這是對他的寬容，同時也是對自己的寬容。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并不是把他當作古典主義里的英雄楷模，而是把他當作真實的人去悼念他。

　　自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倡導對人的還原，到了當代已經進入新的層面：不只是對人性正面力量的肯定，而且還有對人性中缺陷的包容。過去我們贊揚的英雄，偉大得讓人仰視。而杰克遜，人們可以平視，因為這份平視，發自內心地想要貼近他。

　　龔丹韻：所以，并不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反權威，而是人們對權威、英雄的理解已經與過去有所不同了？

　　梁永安：是的。后現代大眾文化不是真的反權威，只是反感傳統的英雄類型，更需要“食人間煙火”的凡人感覺。過去，自己做不到的完美人物是偶像。現在，和自己有相似缺點的人物才是偶像。傳統中對英雄的審美情結，像古希臘悲劇那樣悲壯。現在，我們對偶像是憧憬和嘲笑的心情兼而有之。偶像身上的自我沖突，讓大眾和偶像的距離縮短，從而獲得了共鳴。

　　龔丹韻：尼采呼喚的“超人”精神，在這個喜歡凡人的平民時代，還有沒有意義？

　　梁永安：“超人”的精神，從當代意義上說，就是倡導人們在自己身上找到精神的動力，找到原創性的東西。哪怕大眾喜歡的后現代偶像，他也必須有原創性的創造，只不過不再是以苦行僧的形象來達到目的。當代新的大眾文化形態中，這些原創力看起來更多以個性、娛樂的面貌出現，表面上看不出英雄式的悲壯，更像是一個社會、一個凡人的常態。

　　后現代文化的重心不在于完善，而在于打破，一步步打破人們思維觀念的定式。我們不能用原始時代的眼光看人，現代大眾文化中，不斷有新的東西冒出來。所以這個時代“不完美”的偶像，往往能給人們打開一種新的感受空間。

　　龔丹韻：不少人因此擔憂后現代的顛覆性一旦走過頭，就是價值觀的混亂，難免泥沙俱下。

　　梁永安：確實其中存在悖論。有人會以“墮落就是升華”為借口，放縱自己的行為。社會從來不是理想化的，一方面硬規范和傳統道德永遠會起作用，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從總的歷史流變中看得失。

　　龔丹韻：剖析了這些后現代的大眾文化心理，又怎么解釋大家對老先生的懷念之情？

　　梁永安：季老的象征意義在于，他和我們的時代并不同步。改革開放之后，學術界愛好新概念、新方法，理論熱潮此起彼伏。然而，在別人復雜化的時候，季老仍然在說很樸素的話，他的散文寫作帶著儒家倫理的味道。當時顯得非常獨特，現在看又和當下的國學熱接續了起來。不管時代流行什么，季老沒有跟風亂轉，而是始終和傳統文化的模式保持連續，這是社會文化中一種恒定性的力量，是在快速變化的生活中，迷茫的人們尤其需要的力量。

　　其次，季老表現出中國人生哲學中的淡然之境，沒有將自己圣賢化的心態。許多搞學術的中國人，對研究的終極價值究竟在哪里，帶著畢生的疑問而不得解，由此產生價值上的焦慮。所以很多學者缺少自我否定的力量，變得特別脆弱，否定自己的觀點，仿佛生命受到威脅。而一旦被稱為大師立即就有滿足感，世俗的肯定顯得極其重要。然而季老對人生的體悟比較開闊，他可以真正做到不在意這些，那是在一種文化寬度下，才可能具有的判斷和理性。

　　龔丹韻：也就是說，我們的時代容易被兩種力量感動，一種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樣，始終維持樸素的人文本色，連續著社會傳統的恒定。一種是年輕人個性的發揮，不斷在擴展人的視野定式。

　　梁永安：像任老和季老那一代人，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后，對這個世界保持著從容和淡定，這份態度對社會來說很重要。崇敬他們，更在于他們始終沒有背離自己的信念，年輕時的志向一生再也沒有改變過。現代高速流動社會中的人，太容易因為眼前利益輕易扭轉信念。

　　這留給我們一個大問題：你敢不敢做一個少數人？很多人懼怕做少數。季老在德國留學時，孤身一人選修梵文。現在大家奉他為“大師”，一擁而上地崇拜，但其實他原來的位置，卻是大多數人都不愿意選擇的“少數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