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朱大可：

　　媒體給季老戴帽子

　　折射了社會的困惑

　　連日來，祭奠季老的活動一個接一個，連綿不斷。著名學者朱大可教授就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表示，“既然季老先生已經明智地為自己摘帽，我們應當尊重他自己的判斷。季先生在其學術領域是一個優秀的專家，但他的公共發言卻良莠不齊。盡管他的貢獻被世人放大，但這不妨礙我們保持對其學術成就的尊重。”

　　就季老晚年的爭議話題，朱大可說，“媒體現在還在給他戴帽子，折射了社會的集體困惑。在文化衰落的時代，每一個文化老人的逝去，都會引發這種陣發性焦慮和恐慌。關于季羨林是否‘大師’的爭議，與其說是在為季先生下定義，不如說是試圖更精準地描述中國文化的凋敝現狀。”

　　朱大可認為，“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對季羨林的緬懷，就是對中國文化的隆重哀悼。‘大師’一旦絕跡，就會引發全社會的文化焦慮。巴金去世時，曾經有過一次恐慌性浪潮，現在好像是當年的情境再現。”

　　對話季羨林的弟子錢文忠：

　　我們陷入了一個

　　沒有大師的時代

　　廣州日報：最近季羨林先生去世引起眾多人的緬懷和哀悼，很多媒體都說他是國學大師，也有評論認為他是一個被媒體放大了的公共知識分子，你怎么看？

　　錢文忠：前幾年，恩師就發表過文章，辭去主要是媒體加在他頭上的三頂“桂冠”：“國學大師”、“學術泰斗”和“國寶”，這引起過極大的反響。恩師一直在醞釀提出“大國學”的概念。所謂“大國學”，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國學”，這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僵死的概念，在當代中國傳統文化意識高漲的大背景下，也應該有屬于這個時代的“國學”；二、“大國學”應該包括中國56個民族的思想、學術、文化財富；三、“大國學”還應該包括歷代中國人向世界學習，并最終中國化了的文化成果。

　　緬懷季老的浪潮出乎意料

　　廣州日報：人們如潮水般地緬懷季羨林，是否體現我們的傳統文化被商業沖斷？我們是否陷入了一個沒有大師的時代？

　　錢文忠：“泛五四”一代人中的優秀人物，以恩師和任繼愈先生的離去為表征，已經凋零殆盡了。一個如此精彩紛呈而又如此令人唏噓的時代，宣告結束了。這讓我們無奈而哀傷。

　　實在地說，恩師去世所引發的關注度之強、所波及的影響面之廣，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料。媒體的反應如此迅速強烈，向公眾開放的靈堂迎來了那么多與恩師素未謀面的人……恩師是一位學者，他的去世成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公眾事件，我曾經說，那是在中國當代文化界、學術界，乃至當代社會引發了一場巨大的地震。這個現象的本身，就值得我們思考。我不敢說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否已經被泛商業沖斷，但是，商業確實在猛烈沖擊、侵蝕著我們殘存無多的傳統文化，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的事情。我們有擔憂，說明我們還有希望。問題是，我們要像恩師那樣，努力去做些什么。

　　我們確實陷入了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實際上恩師是離我們相當遙遠的那個時代留存下來的“大師”，并不是，起碼主要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大師”。只不過，我們在心理上和感情上，將恩師拉到我們的時代罷了。這一點，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

　　高考數學僅4分不影響其成材

　　廣州日報：季羨林在高考的時候數學才考4分，但這并沒有影響他今后成為大師，而今我們的教育體制如果數學考4分根本沒法升學，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錢文忠：這個問題的主要方面是對偏才的寬容、認定、愛護、培養，要為偏才預留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季老的人生給予我們很多啟示。但是，應該有什么樣的特殊模式？誰來掌控這樣的特殊模式？或者是否需要這樣的“模式”本身？不是吵吵嚷嚷就可以解決的。假如我們需要這樣專門為偏才預留的模式，那么，它的前提就是不能違背社會所必需的公平原則，不能無視公眾內心認可和接受的公平底線。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有困難的。偏才最需要的是公眾普遍認可的沒有私心、以學術教育為公器的公正權威。請問，我們今天有嗎？

　　記者手記

　　懷念最后一次采訪季老

　　2007年8月5日，是我最后一次采訪季老。為了慶賀季羨林96歲生日，由季羨林的學生、著名學者、散文家卞毓方創作的《季羨林傳——清華其神，北大其魂》于正式出版。在該書出版當日，本報記者第一時間趕赴北京，專訪了本書的作者卞毓方。在卞毓方先生的帶領下，記者在解放軍總醫院康復樓303房間見到了季老，并為他拍了一張有一個大壽字為背景的照片，由于媒體很難有機會進入到病房采訪并為季老拍照，此后該照片迅速被各大媒體引用和轉載。

　　當時已經96歲高齡的季老精神矍鑠，只是不能站立，但意識非常清晰。季老很高興地接受了本報記者拍照的要求，并責怪卞毓方先生不把新書帶給他。他朗聲笑道：“你們看我的照片還能上報紙嗎？我覺得我的精神還不錯，哈哈！”他和藹可親，沒有一點大師的架子。

　　季老不愧為當代最后的一個大師，他的離去令每個讀書人緬懷。(記者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