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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羨林離世

　　“大師”與紛擾都與他無關了

　　在那個年代，季羨林這樣不追名逐利、滿懷愛和責任感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xiàn)象，而如今卻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xiàn)象。這背后隱藏著這個時代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文/徐慶全

　　7月11日開始，悼念季羨林的熱潮從學術界蔓延至社會公眾——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平頭百姓，“滿城爭說”季羨林。

　　其實，大多數(shù)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學術成就。公眾的悼念熱潮是沖著季先生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頭銜這三頂桂冠去的。至于這三頂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頭上，卻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關于季先生是不是國學大師，一開始就充滿著質疑，李敖的觀點很具代表性。李敖說，季羨林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別人全死光了，他還沒死，所以他就變成國學大師了！這些桂冠，他三個都不及格的，根本輪不到他！季羨林只是個老資格的人，根本輪不到他做大師。

　　李敖“開講”以苛刻為風，但這番話也有在理的成分。論資排輩的確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基因。不過，論資排輩，總得有“資”才能進入排輩的行列，更何況，季先生被戴上三頂桂冠，光靠論資排輩是不夠的。書齋里外，季先生都有資格引起人們的關注。

　　書齋里：獨力樹權威

　　書齋里，季羨林的學術領域極為冷僻。1935年赴德國留學時，季羨林就決定絕不利用身為中國人的優(yōu)勢，做和中國研究有任何關聯(lián)的題目。他對那種在國外靠孔子、莊子、老子哄洋人來獲博士學位，回到國內又靠黑格爾、康德、尼采唬人的學者，很不以為然。因此，季羨林留德期間所學的課程和漢學幾乎無關，他的主科是印度學，副科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語、吐火羅語、俄語、阿拉伯語等學習和研究上。留德期間，季羨林完成和發(fā)表在德國最權威刊物上的論文，都以當時印歐語言學領域最前沿的問題為關注點，并引起轟動，其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

　　1945年，季羨林放棄德國的教職和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回到中國。年方36歲，就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及東方語言學系系主任，也是該系的創(chuàng)建人。他的學術功底扎實，治學方法嚴謹，深得時任校長胡適先生的欣賞。

　　但是，其作為學者最珍貴的黃金年齡階段卻在“文革”中蹉跎了。季羨林無奈放棄了本行研究，轉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譯工作。在“文革”后期，季羨林擔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譯《羅摩衍那》。這部印度史詩巨作現(xiàn)在共有3種語言的譯本，英日的兩個譯本，都是集其國內幾十位學者之力耗費多年譯成，唯獨這部中譯本，是季羨林在艱難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譯、考證了新疆發(fā)現(xiàn)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羅語文獻《彌勒會見記》。目前全世界能夠釋讀吐火羅語的學者不超過10個，而中國，卻只有季羨林一人。

　　這樣的學術成就，季先生理應為學界敬仰。

　　書齋外：以公共知識分子為大眾所知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皓首窮經于與公眾相距遙遠的偏僻學問，“窮經”至晚年，則進入“達”——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晚年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走出書齋外進入公眾視野。

　　2007年2月25日，季羨林當選為中央電視臺評選的“感動中國2006年度人物”。人們對他的評價是：最難時也不丟掉良知。的確如此。“文革”中，當胡適和陳寅恪被批判時，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線。后來，他又提出了“學術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而在自己的專業(yè)之外，他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透露出他對政治的反思。通過這些散文建立了和公眾溝通的橋梁，展示一個學者的胸襟和見識。

　　季羨林一生中最有價值的公眾作品，是《牛棚雜憶》。他以此書記錄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歷，使之成為和公眾分享的一段歷史記憶。他認為，中國人為“文革”付出了足夠多的代價，卻沒有獲得相應的教訓，也就無法讓它真正成為過去。他寫道：“我思考的其次一個問題是：‘文化大革命’過去了沒有？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的真髓是實事求是。如果真想實事求是的話，那就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似乎還沒有完全過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發(fā)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提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稱21世紀將會是中國人的世紀，人類必須“以東方文化的綜合思維模式濟西方的分析思維模式之窮”。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他曾主張開幕式上把孔子抬出來，讓全世界學習。他說：“孔子是我們中華民族送給世界的一個偉大的禮物，希望全世界能夠接受我們這個‘和諧’的概念，那么，我們這個地球村就可以安靜許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來探望的國家領導人討論“和諧”話題，認為“我們現(xiàn)在這個時代很好，經濟發(fā)展，政通人和”，當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內心和諧。

　　一個學者只有走出書齋，面對公眾，才有可能對公共事務發(fā)言；公眾尊重有學問的人，更尊重不僅僅是做學問的讀書人。書齋里外的季先生，成為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導師也就不足為奇。

　　時勢造就三頂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三頂桂冠，大致是進入21世紀“季羨林熱”以后。

　　季先生何以會熱？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書齋里外”的作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時代思潮中公眾渴望大師的出現(xiàn)。換句話說，是時代需要一個須仰視才能看得見的文化符號。

　　說到社會思潮，不妨把話題扯遠一點，從上個世紀80年代說起。

　　在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的記憶中，整個80年代是思想文化繽紛的年代。那時，國門初開，西方學理被引進中國；而固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批學者也在為中國文化的復興奔走呼號。季羨林的長輩或同輩中人，諸如梁漱溟、馮友蘭、金克木、侯仁之、鄧廣銘、張岱年、錢鐘書、沈從文等這些在不同領域如雷貫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躍，而有的還算是“年富力強”。他們或因其自身有被公眾接受的成就而為公眾所敬仰，如錢鐘書、沈從文等；或因其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而為公眾接受后才知其書齋里的學問，如梁漱溟、馮友蘭、金克木等。1984年, 梁漱溟、馮友蘭、金克木等人還創(chuàng)辦了一個在社會公眾中影響甚大的中國文化書院，由梁漱溟擔綱，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羨林接任。這些現(xiàn)今須仰視的學界前輩，在當時就已經是公眾學者，但無論是公開的媒體還是各種學術會議，對他們好像都沒有用過“大師”“泰斗”之類的稱呼。

　　那時，季羨林鑒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屈辱現(xiàn)實，上書中央有關領導，發(fā)起成立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搶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在這個學會所召集的各類學術會議中，季羨林的頭銜就是“北京大學教授”。那時，年輕人背后還不時以“老季”戲稱，因為那個繽紛的時代學術沒有被娛樂化，學者沒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樹立類似“大師”這樣的文化符號。

　　進入90年代以后，思想繽紛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代之以是整個社會功利浮躁開始生長，以“大學教授賣茶葉蛋”、季羨林所在的北京大學“圍墻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為發(fā)端，學界開始被注入功利，學問開始遭到質疑。學術乃至社會文化就面臨著一個“告別的年代”。不要說象征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國學，就是80年代欣欣向榮的西學，也逐漸衰落。那個時候，“大師”就更不會被社會當作標桿了。

　　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發(fā)出呼喊，復興國學，拯救傳統(tǒng)文化。公眾甚至官方都開始覺得，有一個或幾個大師的出現(xiàn)是好事，至少公眾有了仰視的目標。于是乎，先是沈從文，后來是錢鐘書。“大師”不但出現(xiàn)在各類學術會議上，而且開始在公共媒體走俏。

　　1996年，作為當年的一個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們對大師的熱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師”“國學大師”，從陳寅恪身上開始移向一些在學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與學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一些人，開始主動或被動地靠近“大師”這個稱號。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問的文懷沙；再比如，現(xiàn)今自封為大師的余秋雨。

　　而此時，作為曾經受業(yè)于陳寅恪的季羨林，80多歲時，仍然在書齋里，寫他的最后一部學術專著《糖史》，和日后引起公眾注目的《牛棚雜憶》。季先生有文章寫陳寅恪、胡適、馮友蘭等，卻很惜用“大師”的名號。在寫到自己的時候，有時自嘲和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學者相比，自己只是“一個雜牌軍而已”。外面浮華的世界與他無關。

　　21世紀之后，學術開始走向娛樂化，學者開始走向明星化。社會公眾對大師的呼喚就更為迫切。

　　而且，迫切的不僅僅是社會公眾。21世紀后，政府對于社會文化和道德層面的建設重視程度逐步加深。樹立一個經得起公眾檢驗的文化符號，成為必要。公眾呼喚，與治國之策，此時不謀而合。

　　2003年9月9日教師節(jié)前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季羨林先生的熱心讀者的身份登門拜訪。

　　普通、樸素、敦厚，是季羨林留給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應了詩人對他的評價———“偉大無須裝飾，也不可形容，偉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散文走向公眾視野后，季先生從來也不以名人自居。既然其文品與人品無可挑剔，沒有爭議——這樣一個文化符號，適時切合社會文化和道德建設的需要。此后，總理又三次登門拜訪，每一次都引起媒體的熱議。

　　“季羨林熱”背后的精神貧乏

　　面對方興未艾的“季羨林熱”，季先生弟子之一的錢文忠“既感到快樂，也感到迷茫”。“在那個年代，季先生這樣的人原本是一個群體現(xiàn)象，而如今卻成了孤零零的個體現(xiàn)象。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讓錢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羨林這樣一位從不追名逐利、滿懷愛和責任感的老人，在當下講究包裝、炒作、普遍以自我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季羨林熱’的背后隱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嗎？”

　　這個發(fā)問，令人深思。而季羨林也曾為此感到不安。在兩年前出版的《病榻雜記》中，他要求摘去 “國學大師”“國寶”“學界泰斗”三頂帽子。然而，媒體為了滿足公眾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這個帽子還充斥在許多報道的大標題里。

　　其實，有沒有三頂桂冠，并不妨礙人們對季羨林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礙在他去世后公眾的懷念。叔本華曾經有過一段論作家的話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為流星、行星、恒星三類。第一類的時效只在轉瞬之間。你仰視而驚呼：“看哪！”——他們卻一閃而逝。第二類是行星，耐久得多。他們離我們較近，所以亮度往往勝過恒星，無知的人以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們不久也必然消逝；何況他們的光輝不過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響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類不變，他們堅守著太空，閃著自己的光芒，對所有的時代保持相同的影響，因為他們沒有視差，不隨我們觀點的改變而變形。他們屬于全宇宙，不像別人那樣只屬于一個系統(tǒng)。正因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們的光輝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把“作家”換成“大師”，倒很切合自90年代后我們對大師呼喚的實際：自封為大師的流星“一閃而逝”； 而“離我們較近”的季羨林，因為滿足了社會公眾呼喚大師之切，被三頂桂冠當成了“行星”。

　　在送季先生遠行之際，給他摘下桂冠吧，季先生是行星還是恒星，讓后人來判斷會更好一些。現(xiàn)在的問題是，季先生歸隱后，我們將面臨怎樣一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