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擔承重荷的大師走了

　　一

　　我的導師，任繼愈先生，休息了，永遠地休息了。雖然，九十四歲高齡，不算短壽。且人之生死，也是常事。但事到臨頭，還是泰山其頹，梁柱其折，使人熱淚難干。為事業計，先生辭世對于學術界的損失是永遠難以彌補的。自我安慰，則這個結果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事情不是這樣，先生還要以九十余歲的高齡，忙他的工作。從我三十余年前追隨先生讀研究生開始，就知道先生的時間是“壓縮餅干”。先是取消了午睡，后來又謝絕在外面吃飯。為避免雜事干擾，他把自己的研究時間放在每天早上四點到八點。每個人都可以看看自己和周圍的人們，有幾個人像他這樣拼命工作！

　　先生這次發病，是去年的事。中間出院，仍然每周兩次到辦公室上班。我見到他，是參加《中華大典》一個審稿會。要求我們每人審閱的，約十萬字。他則由護工陪著，帶來了厚厚兩大包稿件，那是書稿的全部。先生說，他的意見都在稿件里啦。近三十年來，我知道他從不做掛名主編，可這時候，心里的酸楚真是難以名狀。

　　今年3月19日，他又住院了。在醫院里，《中華大典》的工作找他，《大藏經下編》的工作找他，中國無神論學會的工作找他。他的日常工作則由助手李勁代他值班，隨時向他匯報處理。6月10日，他簽署了《大藏經下編》的文件。6月17日，我去看他。他有些興奮，滔滔不絕，講《中華大典》，講《大藏經下編》，講歷史，講哲學。我坐在床邊，望著病床上的先生，心里如波浪翻滾，可是不能打斷他，只能聽著，靜靜地聽著。如果不是治療，他不知還要講多久。然而我明顯感到，疾病的發展已經嚴重影響了他的邏輯思維。第二天，他就只能說些單詞，后來就陷入了昏迷狀態。在昏迷中，他出現了幻覺，似乎聽到外面在開會。他問兒子任重，大家都講些什么，任重只好編些話來應付，而他還認真地評論著，誰的對，誰的不對。

　　如果不是疾病迫使他離開工作，我不知道有誰能讓他停止操勞。古之君子所謂“躹躬盡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者，就是先生這樣的人。然而，他太累了。

　　春秋時代政治家晏嬰說過，死亡也是好事，它讓壞人消滅，讓好人休息。現在，先生休息了，先生該休息了。

　　二

　　從古以來，人們就盼望“長壽百年”。然而迄今為止，能夠長壽百年的還是非常稀少，百年長壽而又能繼續工作的，就更少。這不是先生所盼望的，更不是先生所追求的。只是活著而無法工作，對他是一種折磨。我們也不敢指望先生能長壽百年，但是盼望他能夠再健康的支撐三五年。那時候，《中華大典》就要編完了，《大藏經下編》也要編完了，先生的其他許多工作也會告一段落，而先生也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然而沒有。這是先生的遺憾，也是我們這些作學生的、長期在他的指導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們的遺憾，終生的遺憾！

　　人生百年，能夠不留下遺憾的，是太少了。然而作為學者，先生把自己的生命化作了一部部著作，化作了樁樁件件的事業。其成就的宏偉，不僅足以使我們得到安慰，先生也完全可以因此而毫無遺憾地休息了。

　　在數十年如一日的學術生涯里，先生主編了四卷本的《中國哲學史》，那是他那一代學者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哲學的代表作。作為大學教材，曾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學者；

　　先生撰寫了一系列被毛澤東主席稱為“鳳毛麟角”的佛教研究論文，為中國的宗教學研究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新方向，使他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先生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論斷，改變了近百年來從梁啟超開始、此后幾乎眾口一詞地認為“中國古代無宗教”的結論。“儒教是宗教”的論斷，不僅關系著對中國傳統文化性質的總體認識和定位，關系著應該如何繼承這份豐富遺產，也關系著宗教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大民族，在自然發展的情況下，可不可能超越歷史階段，成為一個無宗教的民族？是不是只有像基督教那樣的信仰模式和結構狀況才是宗教？由于“儒教是宗教”論斷的特殊性質，以致它所造成的震動，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猶存；

　　先生晚年，又領導了大規模地傳統文化資料整理工作。先是《中華大藏經(漢文)上編》，接著是《中華大典》、《中華大藏經(漢文)下編》，以及難以計數的中小型古籍整理項目。

　　作為一個學者，上述每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使之成為一流，然而這遠不是先生事業的全部。他創辦了世界上規模最大、學科門類最為齊全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近二十年，為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創建了中國宗教學學會和中國無神論學會，他培養了一批批各有所長的學生。其中每一件也都是足以使任何一個學者感到自豪和榮耀的事業。還有許多在別人看來也足以榮耀的事業，對于先生，已經不算什么了。而在談到這些成就的時候，不少人常常忽略，這是一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一只眼睛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只有0.2視力的高齡老人創造的。

　　以工作量來計算，這樣的工作量夠得上幾個百年？先生可以含著微笑，毫無遺憾地安然入睡了。

　　三

　　有人問，先生為什么以九十高齡，還這么兢兢業業地工作？我說最好不用這個詞匯。兢兢業業對于我們，可能是一句相當高度的褒詞。然而對于先生，這個詞則顯得蒼白和貧乏。古代那些圣人、賢人，無不認為自己肩負著神圣的使命。外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說“天生德于予”；孟子說，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蘇軾說，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因為他是那種“生由岳降，死為列星”類的人物。上帝鬼神是不存在的，但歷史的使命是真實的。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自覺擔當起自己歷史使命的人。

　　先生的專業是哲學。當年他之所以要學哲學，因為那是“研究真理的學問”。斯賓諾莎“為真理而死不容易，為真理活著就更難”，是他學哲學的動力，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銘。那時候，哲學學科的狀況還不如現在。他們班入學時有十幾個人，畢業時就剩下了三個人。他，是三人之一。

　　入大學不久，抗戰爆發，北大南遷。先到湖南，后到云南。先生選擇步行，從長沙走到昆明。農村的破敗和農民的貧困，促使先生以沉重的心情選擇了中國哲學這個專業。他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僅是博物館里的文化，而應是活著的文化。但是需要清理，才能讓這份遺產為塑造新一代中華民族精神服務。這是一個偉大學者對于自己時代和自己民族精神需要的高度自覺和透徹理解，是先生自覺擔當的歷史使命，豈止是兢兢業業四字所能了得！

　　四

　　毛澤東主席講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份遺產我們都要繼承。并且指出，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肩上。由于歷史原因，這個任務在長時期內未能得到重視。這些年來，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國際地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越來越多的古籍以各種形式被整理出版。在清理傳統遺產的工作中，先生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為豐碩的學者。從儒教，到佛教，到道教；從哲學，到宗教，到自然科學，還有其他如文獻學，民俗學等等。傳統文化的每一領域，先生都有自己獨特的建樹、過人的視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導。

　　豐富的閱歷、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扎實的治學精神，使先生懂得，要繼承這份遺產，不能以回到孔子為己任。先生先是相信儒家，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先生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情，從他稟告自己老師的話中可見一斑。他告訴自己的老師說，他要和過去告別，要用新的思想武器來指導研究。如果說亞里士多德以后還有第二個“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人，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導師任繼愈先生。其追求真理的熱烈迫切，其為人的坦誠磊落，其對老師的尊敬熱愛，都可從這對先生自身具有歷史意義的告白中得到印證。

　　追求真理，是歷代仁人志士的共同目標，也是人類社會得以進步的契機和動力。追求真理有兩種人，一種是追求時熱烈迫切，稍有風吹草動，就丟掉、拋棄、甚至背叛，反唇相譏。一種是追求到了就矢志不渝，不管遇到何種風浪。先生屬于后者。“文革”中，先生已經是由毛澤東主席肯定的“紅色教授”，共產黨員，即使僅僅附和幾句，也立刻就會青云直上，但先生沒有，他保持住了一個學者的操守。作為宗教研究所所長，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日子里，他沒有發表過任何違背宗教政策、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過激言論。在此后“無神論無人講”的年代，先生則重建了無神論學會，創辦了《科學與無神論》雜志，積極建議黨

　　和國家重視無神論的宣傳和教育，建議創辦無神論的研究機構。

　　在特異功能泛濫的日子里，先生和我談起他的憂慮。我聽說過不少所謂大師們的“事跡”，擔心先生的安全，建議他不要到第一線。此后特異功能以及有神論泛濫的狀況越來越令人擔憂。1996年的一天，我接到先生電話：“明天討論重建無神論學會，你來做秘書長。”我知道這個決定意味著什么，但也只能義無反顧。

　　先生是敢于只身抗擊狂風暴雨的大樹，是在洪水泛濫中巍然屹立的砥柱，是寧可摧折也不彎腰的志士仁人。

　　無神論學會恢復活動不久，先生告訴我，列寧說過，要幫助群眾樹立科學無神論的世界觀，單靠“純粹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是不夠的。我根據先生的指導就此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然而迄今為止，理解這一點的人還是太少。不少人依然認為，媒體宣傳了黨的政策，學校講授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就是無神論宣傳和教育。這些年來，有神論思潮在社會上的泛濫，對于學生、特別是大學生的侵蝕，已經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然而如果不解決這個認識問題，包括無神論在內的科學世界觀的培養依然會困難重重。

　　在專業所及的范圍內，先生不僅始終堅持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精辟的，把握是準確的。

　　在宗教學領域，任繼愈先生的方向，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方向。

　　五

　　先生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期間，提出了研究所工作的八字方針：“積累資料，培養人才”。他培養的學生，許多已經成為各個方面的骨干，這是明面上的，大家都知道。至于他為培養人才所做的那些超額的付出，則很少為人所知。“文革”后研究所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共23人，掛在他名下的就有17個。這是那特殊時期的特殊狀況。先生曾帶著內疚的心情說過：“那時候我對你們只好‘放羊’了。如果我不掛名，許多青年就會失去求學的機會。”可是我們那一期掛在他名下的每一個學生，都會記得先生的負責和認真。他一個人教我們三門課程，每門課每周三個小時。他是當時研究生院公認的最認真負責的導師。

　　為培養人才，從他在北大時候起，就經常資助那些困難的同學。著名學者李澤厚，至今還念念不忘先生資助他的那份情誼。我們這些研究生的同學們，也有不少得到過他形式不同的資助。至于他究竟資助過多少學生，自己恐怕都難以說得清楚。以致我的有些如今已為人師的同學，也經常以不同形式資助自己的學生，因為他的老師就是這么對他的。

　　他關懷著自己的學生，甚至親自為患病的學生家屬尋找藥方，在電梯停運的情況下登上七八層高樓去探望。他關懷著青少年一代，不止一次向中小學捐獻有關的書籍，參加有關的公益活動，不斷督促我們把《科學與無神論》雜志和相關書籍送到青少年手中。他不知幫助過多少青年學者找到能夠發揮自己光熱的工作，也幫助那些誤入歧途的青年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

　　先生以火熱的心腸對待青年一代，而自己的生活則儉樸到了刻苦的程度。我從讀研究生時候起就發現，他的許多文稿都是寫在一種我至今也叫不出名的、非常粗糙的草紙上。或者是廢舊信封的背面，有些甚至呈不規則型。同事朋友間往來，用的都是舊信封。那些需要翻新的，許多時候都是自己動手。當時，他已經是六七十歲的高齡。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由于實行郵政編碼，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變。

　　上一世紀，他主編書，從來不拿主編費，稿酬都分給作者。他的許多稿酬，也都上交作了公費。現在主編《中華大典》，仍然不拿主編費。由于他在學術上的貢獻，工資提前晉升一級，他把這一級工資交了黨費。“文革”后，工資改革，我是黨小組長，說現在工資改革了，你不應再交這一級黨費。他就把黨費直接交到了黨委。我后悔不該對先生說這樣的話。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人民日報社的實習記者寫了一篇關于先生的報道，提到先生儉樸的生活。有人不相信這個報道，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這位懷疑者不知道，無論那位記者報道的，還是我這里所說的，其實都是先生儉樸生活的零星發見而已。我們不知道和沒有講出來的，還不知有多少。

　　先生家里長期沒有家政服務，請家政服務僅是近十幾年的事情。當時

　　六

　　七

　　有人問先生，夫人馮鐘蕓先生到北大上課時他怎么吃飯。先生說，泡方便面。眼睛不好，常常會把開水倒在外面。

　　刻苦著自己，為國家節省著每一分錢；刻苦著自己，盼望青少年們好好成長。先生的心里，滿是對國家和人民的赤誠。

　　六

　　先生的辛勞和刻苦，不是多數人愿意接受的。這無可厚非。先生也不會希望大家都如此辛苦，就像魯迅先生也不希望他的下一代還像他辛苦展轉一樣。但是，人類要進步，國家要富強，高尚的獻身精神，是永遠都需要的。無論古今中外，那些活在人們心中的仁人志士、圣賢偉人，都是有理想、有志向，為社會做出過杰出貢獻的人物，都是信念堅定矢志不渝為國家為民族英勇獻身的人物。這些人物雖然歷來都不是多數，但卻是高尚者的選擇。

　　現在不少人喜歡講平凡，甚至喜歡以平凡自居，這對于那些刻意求名行為，無疑是一服良藥。個人持什么樣的生活態度，完全可由自己決定。只要無害公益，無害他人，也都是法律和社會所允許的。但是不可以此拒絕高尚。庸俗而沒有高尚的民族，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最多只能是二流的角色。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經歷過無數的風雨和苦難，其間不乏崇尚庸俗的時代。這樣的時代過后，往往就是民族的災難。然而無論在什么時代，社會的需要總會召喚出高尚，召喚出高尚者，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作民族的脊梁。

　　這些年來，先生不止一次談到過青年的立志問題，覺得今天有些青年太講究實惠而少有理想。人要生活，當然要講實惠。但是實惠講得太多而忽視理想，忽視志向，那將是蒼白無聊的生活。

　　青年時代的馬克思說過，青年人選擇自己的事業，應能讓高尚的人們面對自己的墓碑，灑下熱淚。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唱道：“民族的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中華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人類進步和解放的光明前途，必將召喚一代又一代像先生這樣的高尚者，去自覺地擔當起歷史的重任。我們的國家將不斷涌現像先生這樣學風扎實、學問博深、志向堅定、操守高尚的學者，中華民族將不僅在政治上獨立，經濟上富強，而且在文化上也將為世界做出較大的貢獻。

　　七

　　三年前，我應《文化報》之邀，寫過一篇介紹先生為學和為人的短文《置身學術深流的學者》。我在那里說道：

　　先生為學嚴謹，為人高尚。數十年為學的經歷，使他形成一條規范：不說沒有根據的話，不說自己沒有想通的話；數十年人生途程中的風雨，使他堅持一個原則：在無法講話的時候可以不講，但決不亂講。他把傳統賢人的清高，轉化為新時代的清廉和儉樸；把傳統道德的忠孝，轉化為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無論做人還是為學，他都是一棵獨立支撐的大樹，不是隨風搖擺的花草；他屬于中國學術發展之河的深流，不屬于表面飛濺的浪花和光怪陸離的泡沫。中國學術的獨立和發展，中華民族的自強和振興，需要這樣的人，需要這樣的學者。

　　不想，僅僅三年，這些話，竟成為學生對于先生一生的總結。此時此刻，我愈加痛切地感到，像先生這樣的學者是太少了，太少了。我盼望著有更多的、像先生這樣和超過先生的學者出現，為中國的學術，為中華民族的振興。

　　無論為學還是為人，先生都是一代宗師，是那些真正愿意獻身學術、真正愿意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努力工作的學者們永遠學習的榜樣。

　　愿先生的精神在他熱愛著的這片土地上和他熱愛著的人民中開出最美麗的花，結出最豐碩的果實。

　　先生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附言：

　　先生九十余高齡辭世，發病也有一年時間，我們心里也有思想準備。卻沒料到還會如此難過。平時說“難過”，輕描淡寫，現在真正感覺到什么叫“難過”。百無聊賴，每一天都特別地長。

　　李 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