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人生如同一部厚重的書

　　很多人將任繼愈稱作國寶級人物，這種贊美不僅因為他的哲學修為，更因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樣，是一個大寫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讀一部書，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大書。

　　一次“小長征”和一輩子的學術研究

　　把爬著螞蟻的磚頭翻過來，“螞蟻會不會頭昏呢？”孩童時代，任繼愈就是這樣一個凡事都要問“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繼愈出生在山東平原縣一個殷實的軍官家庭——“父親是國民黨少將，保定軍校畢業(yè)的，曾經參加過抗日戰(zhàn)爭。‘繼愈’這個名字是入學時老師給取的，取‘繼承韓愈’的意思，希望我將來能在文學上有所建樹。沒想到我日后走偏了這條道。”

　　任繼愈從識字到上正規(guī)小學，換過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魯南一帶讀書，而畢業(yè)則是在濟南貢院墻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學”(現(xiàn)大明湖小學)。在那里，曹景黃先生為他打下了閱讀古漢語的基礎，使他終生感念。有一次，曹景黃先生布置大家以清明節(jié)植樹為題寫一篇文章，任繼愈作文中一段“吾鄉(xiāng)多樹，每值夏日，濃陰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師大為表揚，認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語感，這讓任繼愈頗為自得。

　　任繼愈的中學是在北平大學附屬中學讀的。在這里，他遇到了幾位對他國文產生深遠影響的語文教師，在他們的影響下，他開始讀胡適、梁啟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

　　1934年，中學畢業(yè)的任繼愈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西方哲學，可謂順利。唯一讓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讀完哲學后，自己應該找一份什么樣的工作。因為，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讀哲學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yè)。當時進哲學系一共有十幾個人，最后只剩下三人，任繼愈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國難當頭，象牙塔內也不可能風平浪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往云南蒙自縣，成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

　　正在哲學系讀四年級的任繼愈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fā)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經過了體檢、填寫志愿書、打防疫針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師生開始了這次“小長征”。此次旅程歷經60余天、3000多里路。

　　任繼愈曾回憶說，湘西的風景自是美不勝收，還不乏新奇的發(fā)現(xiàn)，沿途有紅軍長征留下的標語，有徐霞客留下的詩篇。盡管步行艱苦、風餐露宿，湘西一帶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所幸土匪看他們是知識分子，并不為難他們，但這次旅行對于任繼愈來講，卻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tài)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強烈地敲擊著這位年輕學子的心。

　　他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道：“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于是，任繼愈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xiàn)實發(fā)生關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從研究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與傳統(tǒng)哲學。

　　一次與主席的面對面和一個宗教研究機構的誕生

　　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沒想到，在這里一呆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調至北京國家圖書館任館長。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 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隨即又問他，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繼愈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指基督教)有沒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答，師生加起來有 500 人。于是毛說，500人一個系怎么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來訪問非洲14國前，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籌備建立一些研究所，還成立了以廖承志為組長的“國際研究指導小組”。在這個報告上，毛澤東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說這個報告很好，但唯獨沒有宗教研究，對世界三大宗教，我們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和世界史。因為有了這個批示，任繼愈于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來，毛澤東曾評價任繼愈的文章是“鳳毛麟角”。但不久“文革”開始，任繼愈經過幾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

　　“文革”后，任繼愈從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漸恢復原有的建制。上世紀80年代，任繼愈重新提出“儒教說”，認為“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此觀點打破了國內外思想界認為“中國古代無宗教”的普遍觀念，在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并由此引起了近20年的哲學大討論。

　　一套藏經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學者半個多世紀的夢

　　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18年，任繼愈從未停止對圖書的“建設”添磚加瓦。他最欣慰的是通過多年努力，讓許多孤本、善本得以開發(fā)利用，其中最寶貴的就是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并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zhèn)館之寶的《趙城金藏》。

　　《趙城金藏》是金代民間募資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師在廣勝寺彌陀殿的12個藏經柜中發(fā)現(xiàn)了這套藏經，引起社會的注意，并逐漸在國際學術界引起轟動。

　　1938年2 月，日本侵略軍占領趙城后，將這部珍貴的典籍列入掠奪的名單。為了《趙城金藏》的安全，廣勝寺力空法師向八路軍求助。在當時的太岳軍區(qū)政委薄一波指示下，連夜組織人在烽火硝煙中冒著生命危險將《趙城金藏》運出，歷經輾轉，最后藏在窯洞內，派人看管，終使國寶珍品得以保全下來。

　　1945年日寇投降后，《趙城金藏》被交給北方大學保管，時任校長的范文瀾派專人守護，年年晾曬。1949年北平解放后，《趙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1949年4月30日，當4300多卷、九大包《趙城金藏》運抵北平時，由于多年保存條件惡劣，多數(shù)經卷潮爛斷缺，粘連成塊，十之五六已經不能打開。國家專門調來4位富有經驗的裝裱老師傅幫助修復，用蒸汽蒸后，再揭開裝裱，歷時近17年，終于在1965年修復完畢。

　　任繼愈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后，他認為珍貴的古書不同于文物，僅僅保存完好還不夠，還要開發(fā)利用，讓更多的人可以閱讀。1982年，國家召開了古籍整理規(guī)劃會，整理1000多個項目，唯獨沒有佛教道教典籍。作為委員之一，任繼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經過批準之后，設立了項目，并成立了“大藏經編輯局”，以《趙城金藏》為基礎，又挑選了8種有代表性的《大藏經》作為對比參照，編輯《中華大藏經》。將 9種佛教典籍集于一身，這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一生的“偶像”和一顆不老的心

　　在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繼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馬克思說的，跪著看別人，總是比別人矮了半截，難以保持客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來研究，才能做到比較客觀，既不走樣，也不迷信，也不輕率否定。”

　　然而，任繼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居里夫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

　　(非魚)

　　他曾用過三個齋名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的任繼愈，隨學校遷往云南昆明，完成學業(yè)后留校任教。于是，在昆明市區(qū)翠湖邊一條小巷里，面對西山的三層小樓上，有了一間斗室作為生活、治學的書齋。那里原為陳寅恪先生所住，因陳先生遠赴英國講學，校方就安排任繼愈搬了進來，而且一住就是七八年。房間不大，且比較簡陋，但在當時情況下，任繼愈感到很滿足了。他埋頭讀書，自號書室為“潛齋”。在此，他寫下“潛齋筆記”多卷。

　　解放后，任繼愈住在北京大學中關園。也許是感覺與時代風尚不太吻合吧，他沒有給書齋起名字。及至“文革”浩劫，他更無布置書齋的雅趣了。此后，憶起那段動亂歲月，任繼愈不無苦澀地說，那時候無所謂書齋，因為通信地址是北大中關園宿舍，如今，取其諧音可稱“中關虛舍”，因為有一半的時光虛度了。

　　1977 年，國家撥亂反正，離開中關園搬到市中心區(qū)的任繼愈，有了條件很不錯的書齋，研究、教學也碩果累累，但因年事已高，目疾日重，遵醫(yī)囑，適量工作，以治療保護為主，他又幽默地將書齋改名為“眼科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