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大師辭世以來，對他們的哀悼紀念文章不絕，除卻哀傷 ，從這些文章中還流露出一種共同的情緒就是憂慮 — — 對大師相繼辭世而又后繼乏人的憂慮 ，這種憂慮既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方面，也體現在人格和道德風范方面。

　　徐百柯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稱：“文化的傳承需要儀式性……任何一個文明，總需要個體的可感的存在，來接續某種抽象的群集的傳統。”

　　而季羨林、任繼愈以及更多壽高德重的文化老人無疑是具有這種符號或者儀式作用的。從經歷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胡適、魯迅、林語堂到錢鐘書、季羨林等，人們習慣于將這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家尊崇為文化精英，這些從四書五經開始啟蒙的文化精英們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發揚上是一脈相承的。既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仁愛、恕道、氣節、情操，又有西方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的自由獨立精神和開放創新意識。

　　“先賢遽零落，后生何所依”，這是紅學大家周汝昌在悼摯友任繼愈時發出的哀嘆。中國傳統文化歷來重師承，強調言傳身教，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季羨林就曾對教過自己歷史的國學大師陳寅恪欽慕不已，不僅仰其學術素養，更慕其人格風范，文革時打死也不肯說一句老師的壞話。但是，無論你如何優秀，如何受人尊重，沒有一個人可以長駐于世。

　　任繼愈曾說過，中華文明的驕傲就在于5000年來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我們現在的文化傳承不可否認地存在著知識斷層，一個中文系的研究生都缺乏直接閱讀古籍的能力。有人擔憂，人文學科的精髓是否將出現“人亡藝絕”的局面。任繼愈生前還念念不忘要在中小學課本里加入繁體字的內容，為的就是能讓傳統文化得到更好地繼承。

　　人們已經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在這個看似“大師洶涌”的年代，真正的大師其實已經越來越少，而產生大師的土壤也越來越貧乏。

　　季羨林弟子錢文忠曾說過：“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們太多的精神夢想。對季先生的這種珍惜和尊崇，當然讓我這個弟子感到快樂，但同時也讓我陷入到一種茫然和悲哀之中：難道我們不應該看到，在這股熱的背后隱藏著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懷方面的貧乏和蒼白嗎？”

　　對大師稀缺以及文化傳承的憂慮和惶惑不僅存在于學界，也沉泛于民間 。這種惶惑一旦有哪位大師辭世就會再度泛起，而我們要做的不能僅止于對大師的哀悼和紀念。從教育做起，從孩子抓起應是解除惶惑的可行之路。

　　作者：□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