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約·利未記》里“人若與男人茍合……總要把他們治死”，到奧巴馬在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后的演說中，呼吁包括“同性戀”在內的全體美國人去積極回應那些美國價值的質疑者，同性戀在西方走過了一個漫長而曲折，并最終得到主流社會認可的歷程。作為一種重要的亞文化現象，特別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同性戀在最近幾十年得到了包括嚴肅學者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在過往對同性戀的研究中，人們更多地著眼于同性戀形成的生理或心理原因，希望用一種訴諸“科學”的手段去揭示其成因，探究其本質。然而，考慮到同性戀這一特殊群體主體性之復雜，“科學”的方法在提供客觀解釋的同時，有時會忽略那些隱藏在規律背后的起伏不定的社會、文化及政治因素，只留給人們一個認識同性戀的整齊劃一的剪影。

　　法國學者弗洛朗斯·塔瑪涅的《歐洲同性戀史》就是要發掘這一剪影背后復雜的故事，向人們展示糾結于社會、文化、政治網絡中的歐洲同性戀全貌。對于自己的這本歷史著作，塔瑪涅作出了兩個限定。首先，她將考察的對象限定在德國、英國和法國這三個國家。這三個國家不僅是歐洲的大國，而且集中代表了歐洲同性戀的不同特點，以及處理同性戀問題的不同模式。其次，她將研究的時段限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即1919—1939年這一時期。因為在作者看來，這20年是歐洲現代同性戀發展史上至為重要的階段，經歷了一個從神話形成到幻夢破滅的過程。

　　作者一開始就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20年代歐洲同性戀的黃金時代有著密切關系。戰爭期間對男性陽剛之美的頌揚，戰爭之后相對寬松的社會輿論以及人們壓抑之情的釋放，都推動著“幸存者的道德”去替代主流的倫理價值，由此所產生的那種沒有約束的享樂主義成為同性戀運動的外在動力。具體到德英法三國，由于社會傳統和文化觀念的差異，同性戀運動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在德國，同性戀運動的開展最為迅猛，更具斗爭性和群體性。戰前就已成立的人道主義科學委員會(WhK)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保護同性戀權利的組織，其目標就是要廢除德國的反同性戀法規。為此，委員會的主要發起人，醫生、精神病學家和性學家馬格努斯·希爾施費爾德精心構筑了一套關于同性戀成因的理論，簡言之就是同性戀是先天形成的而不是后天習得的，這樣就避免了將同性戀視為變態的可能，從而為同性戀贏得了更多的輿論支持。此外，德國的同性戀運動還有效地利用了現代傳媒手段。比如，創辦《中間性別年鑒》、《WhK通報》、《友誼》雜志，拍攝第一部同性戀電影《與眾不同》等，這些舉措都成為同性戀宣傳的有效載體。更為重要的是，在德國還自發形成了“德國友誼聯合會”、“人權聯盟”等同性戀組織，它們的出現促進了同性戀運動向大規模群眾運動的轉變。以“人權聯盟”為例，該組織在1929年時擁有會員48000人，其機構幾乎遍及德國所有城市。“人權聯盟”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躍，曾就興登堡總統開除同性戀議員一事提出過申訴。

　　相比而言，英國的同性戀運動進行得就極為謹慎，僅僅局限在精英領域和知識界。20年代，英國唯一的同性戀維權組織是英國性心理學會(BSSP)，但它放棄了斗爭行為，只傾向于發表改良主義言論。在英國保守的政治傳統和文化環境中，性心理學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成就。而在法國，同性戀運動始終沒有發生過。作者將之歸結為法國的司法寬容，也就是說，由于沒有針對同性戀的鎮壓法令，相互協調才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法國人特有的個人主義和同性戀缺乏群體意識所致。

　　深入到不同國家的文化政治背景之下去探詢同性戀的發生與發展，是本書作者致力于形塑一個更為立體，也更加多樣化的歐洲同性戀群體的有效嘗試。它擺脫了對同性戀理解的僵化思維，使讀者能夠從寬廣的社會層面去認識這一特殊群體以及他們的時代。在這里，同性戀不再只是一種性愛模式，潛藏在其背后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更應引起人們的反思。比如，為什么在英國這個清教思想頗為盛行的國家會產生“同性戀崇拜”？作者認為答案在于英國特有的教育體制，即以寄宿制為特點的“公學”(public　school)縱容了同性戀在少年當中的泛濫，成為培育同性戀的溫床。而公學的目的旨在培養社會精英，所以當這些有著同性戀傾向的孩子進入大學和文化界后，同性戀的行為也就在知識分子圈中傳播開來，進而形成一種時尚、一種生活品位。同樣，為什么法國是歐洲唯一不對同性戀進行判罪的國家？在解答這一問題時，僅僅聯想到法國自由浪漫的風氣是不夠的，作者提醒人們去關注法國的司法體制。自1810年法國《刑法典》頒布以來，因其所秉承的大革命原則，故規定只在有受害人時才進行處罰。在許多同性戀的案例中，由于當事人大多出于自愿，并不存在所謂的“受害人”，因此就不會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另一方面，《民法典》的主要制訂者岡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本人就是同性戀，這一點也使得法國的法律對同性戀十分寬容。了解到這些鮮為人知的背景后，人們就不會只把同性戀看作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要把它放在社會文化的視閾下加以考量。

　　塔瑪涅還特別提到了政治因素對同性戀的影響。比如在德國，由于同性戀人數甚眾，多達100至150萬人，即大約10萬選民，他們便成為在議會斗爭中處于劣勢的左翼政黨，尤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共產黨爭取的對象。同樣，一些同性戀人士之所以投身左翼運動，也主要是將自己的性傾向當成一種政治籌碼或反體制的手段。同性戀在此被符號化了，演變成一種政治話語甚或意識形態建構的手段。然而，政治氛圍的不確定性，使同性戀更容易身處一種命運弄人的無奈境地。在蘇聯，1918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宣布不追究同性戀的刑事責任，此舉立刻讓這個新生國家贏得了歐洲同性戀的感激和崇敬，布爾什維克也由此被證明代表了進步的力量。但是，到了1934年，同樣處于政治上的需要，蘇聯政府將同性戀與法西斯聯系在一起，作家高爾基甚至提出了“根除同性戀，法西斯就會消滅”的口號。同性戀驟然成為反國家和反社會的行為，與搶劫、反革命、間諜罪同列。蘇聯的例子似乎暗示了，在變動不定的現實政治面前，對同性戀的寬容只不過是一種臨時的讓步。30年代的事實也恰如其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整個30年代，歐洲都掙扎在一場持久而嚴重的社會危機之中，在上個十年自由、寬松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同性戀神話，在這個十年里卻迅速蛻變為一場幻夢。這場幻夢首先在德國破滅，然后延及英國和法國。1933年1月30日納粹的上臺，標志著對同性戀鎮壓的開始。先是同性戀酒吧和俱樂部被勒令關閉，緊接著2月28日通過了“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各種同性戀團體和反對黨派被一并取締。10月，希特勒命令司法部長弗朗茨·居特納(Franz　Gürtner)起草一部新刑法，1935年6月，新刑法第六修正案被采用，加重了對男同性戀的法律制裁。在納粹上臺短短十個月后，德國同性戀的活動空間已經消失殆盡。與德國相比，英法兩國對同性戀的鎮壓雖然沒有那么猛烈，但英國自1931年起就明顯加強了對同性戀的監控與抓捕，法國也取消了同性戀俱樂部等場所。

　　是什么原因使歐洲同性戀的境遇在十年之后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縱觀30年代的社會現實，我們會發現，對同性戀的壓制其實是社會內部矛盾的一個外在反映。30年代，德英法三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但人們并沒有去尋找產生這些危機的深刻根源，而是將之歸咎為道德的墮落和文明的衰落。同性戀首先被人們指責要對此負責，因為正是他們的不知羞恥導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影響了國家的競爭力。就像羅馬帝國初期的基督徒和中世紀黑死病泛濫時的猶太人一樣，同性戀也淪為30年代歐洲社會危機的替罪羊。當然，政治迫害的因素也是明顯的。納粹在搗毀希爾施費爾德的性科學學院時，特別強調了以下兩點：希爾施費爾德的猶太人身份和馬克思主義勢力的保護。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歐洲同性戀在20年代如何經歷了神話的輝煌，還是在30年代如何幻化為舊夢的陰影，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他們的命運并不能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對他們命運的理解也必須建立在對他們所處社會的理解之上。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戀的身份不是自明的，它總是不斷處于社會主流話語的建構與解構之中，因此，獲得自我表述的權利才是同性戀解放的前提。不過，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同性戀的命運與整個社會的命運休戚與共。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同性戀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首先解決了社會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真正和最終解決同性戀問題。否則，寬容只不過是一種廉價的施予，理解也只不過是一句漂亮的口號，它們都無助于同性戀融入我們的社會。

　　-張旭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