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歐陽山尊是我國著名的戲劇藝術家，也是著名的戲劇教育家。他的一生是與中國話劇相依相伴的，他對于戲劇教育事業的嚴謹與執著，更是為眾人稱道。7月2日，歐陽山尊先生離我們而去，斯人雖逝，其對于戲劇藝術、戲劇教育的貢獻永遠留在人們的心里。本刊特發下文，以表達對山尊老師的緬懷之情。

　　歐陽山尊1914年生于湖南瀏陽，自幼受到父親歐陽予倩愛國主義和進步文藝思想影響，學生時代即參加進步演劇活動。1932年，到杭州當工人期間參加共產黨領導的“五月花劇社”，次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后參加上海救亡演劇隊奔赴華北抗日前線。1938年赴延安。1942年5月23日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并發言。他領導的戰斗劇社演出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1945年至1950年參加上海地下黨的文化統戰工作，擔任新華社駐東北記者并且從事東北軍事工業領導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歐陽山尊于1952年與曹禺、焦菊隱、趙起揚共同創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擔任副院長，后兼任副總導演。1953年至1955年入中央戲劇學院蘇聯專家指導的導演干部訓練班學習。之后，他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了《春華秋實》、《日出》、《帶槍的人》、《烈火紅心》、《關漢卿》、《三姐妹》等40部話劇。1956年至1964年任中央戲劇學院兼職教授。1977年后，擔任話劇《曙光》、《楊開慧》總導演。為北京及外省劇院(團)導演《松贊干布》、《油漆未干》、《饑餓海峽》、《巴黎人》、《末班車上黃昏戀》、《夢迢迢》、《雨還會下》等10部話劇；導演電影《透過云層的霞光》、電視劇《燃燒的心》。1982年12月離休。之后，主編《劇本園地》《中外電影》、《延安文藝叢書·話劇卷》，出版《〈日出〉導演計劃》、《落葉集》等。

　　歐陽山尊在中國戲劇界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頭銜很多，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他笑著宣讀這樣的“遺言”：別稱我這個“家”、那個“家”，稱我“中國文藝工作者”就知足了。

　　歐陽山尊曾為北京人藝和中央戲劇學院培養了眾多的表演和導演人才。他提攜后人的許多事跡至今刻在許多人心里。

　　有一年夏季，北京雨水多得反常，正值歐陽山尊要為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59班)檢查作業的那天，連著一天一夜大雨滂沱，見不著個人影的胡同里一片白霧，有點恐怖。有同學估計老師來不了了，因為，他從不讓劇院或學院的汽車接送，騎輛自行車奔波在大街、小巷……這樣的大雨天怎么騎車！？有的同學說老師“準來”，說不出理由，憑感覺。中央戲劇學院大門旁邊有個小理發館，平時歐陽山尊提前到達就到理發館里坐坐，與人們聊聊，聽聽胡同里的聲音，上課鈴聲一響，大跨幾步就進了教室。這一天，班長撐著傘沖到大門口，當把額頭貼著窗玻璃往理發館里張望時，驚訝不已，老師坐在里面刮胡子呢，他是坐三輪車來的。三輪車夫也在理發館坐著，雨披滴下的水濕了一地，他說：“歐陽同志讓我歇著，上完了課他蹬我回去。”歐陽山尊對無故缺席和遲到深惡痛絕。一次在劇院排戲，有一個年輕的女演員遲到了，她是第一個上場的人，大家等了她10分鐘。歐陽山尊克制地說：“請您明天準時到排練場——開始排戲！”他聲音不高，卻是威嚴的命令。第二天，那位年輕的女演員又姍姍來遲，而且超過了10分鐘。坐在導演席里的歐陽山尊呼吸急促、臉漲得通紅，他走向女演員，“撲通”跪在她面前：“請您明天準時到場！”導演如咆哮般的聲音把全劇組的人都鎮住了。

　　1952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歐陽山尊是四位奠基者和創始人(曹禺、焦菊隱、趙起揚)之一，他們被稱為劇院的“四巨頭”，為劇院的建立、發展規劃了宏偉的目標。歐陽山尊特別強調未來的劇院應是一座“文化劇院”，要多方面充實提高全院人員的藝術修養和文化素質。他說：我們的演出應當是有文化的，雅俗共賞，又給觀眾文化的享受。我們要選擇幅度寬廣、概括性強的劇本，而不搞廉價的東西，我們的導演要踏踏實實搞藝術，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礎，言之有物，不耍噱頭，不搞歪門邪道和表面上的花里胡哨，我們的治藝之道概括為兩個字：“嚴正”。他又主張：我們是首都的劇院，首先要為首都人民服務，同時，為全國人民服務，代表全國的話劇水平，我們還要在世界劇壇上占有地位，也就是現代化的國家話劇院。

　　做表現暑期生活的“畫面小品”練習時，由于小禮堂的溫度太低，有學員穿著毛衣上場。歐陽山尊問：為什么不按畫面規定著裝？學生回答：太冷了！山尊老師非常不高興，說：你們既然選擇了戲劇作為終身職業，就要吃得起演戲的苦，戲曲演員三伏天扎大靠，三九天穿薄披，難道他們不知道冷熱嗎？你們將來是要當導演的，自己如此，怎么去要求演員，演幾分鐘的小品怕凍著，到更艱苦的環境中怎么辦！說著說著，他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脫下來，只剩汗背心，怎么勸都不穿上，堅持到把整個小品看完。抗戰時期，他們戰斗劇社在敵人后方為八路軍和群眾演出，寒冬臘月露天舞臺，演員們穿著單衣，甚至光著膀子，捧在碗里的水都結了冰。“這是為了什么？為了真實，為了感人，為了動員老百姓奮起抗日，這就是革命的戲劇工作者。”

　　歐陽山尊熱心提攜后來人。30歲的任鳴第一次獲得導演戲的機會，那是一部前蘇聯的劇本。剛從學院畢業不久，他滿腦子的新概念、新形式，苦思冥想著標新立異，認為只有這樣才夠得上是探索。歐陽山尊把他請到家里談了3個小時，詳盡地介紹前蘇聯社會和戲劇，將自己導演多部前蘇聯戲劇的經驗告訴年輕人，并幫助他分析即將開排的劇本《回歸》，對他說：“任何導演只要是排戲，都是在探索，現實主義也是需要探索的。”這句話端正了年輕人對“探索”概念的認識。以后每排一部戲，任鳴都經歷一次探索過程，當排戲走彎路的時候，就以這句話來檢驗、糾正自己的思維。任鳴說：“山尊老師給我受益終身的教誨。”李六乙也是一位勇于探索的導演，因為導演小劇場《原野》的失誤，受到圈里圈外的譴責。2006年，他導演《北京人》時聘請歐陽山尊擔任藝術指導。演出后，李六乙上門來聽罵：“您很寬容，給我留面子，在劇場沒有當眾罵我。現在，我到您家來，您罵吧。”歐陽山尊和顏悅色地說：“你導演的戲是象征主義風格，我能理解。運用多種流派原則的創作，提倡藝術的多樣化，使藝術創作更豐富、更復雜。雖然我一向推崇現實主義原則，但是，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是可以相融合的，現實主義也是在發展的。況且《北京人》劇本本身就有象征主義的元素，我尊重你的導演創作。”接著，老人指出劇中主要人物愫芳最后出走的處理出現偏差。經他一點撥，舞臺上呈現的人物關系就符合劇作者曹禺先生的初衷了。借此，老人引申說：“不論導演什么風格的劇本，都需要把握好主題、把握主題思想、把握演出的最高任務。”《巴黎人》是表現巴黎公社的戲劇，需要全體演員的表演有極度的激情，濮存昕在劇組第一次跟著歐陽山尊排戲，也是他第一次扮演主要角色。在排演廳，他感慨地說：山尊老師指出我表演缺乏激情，就此，我演戲開竅了。我最難忘的是他為人為藝的“真”，對藝術的“圣潔”情感。摘自《文匯報》

　　作者：唐斯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