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的季羨林先生離我們而去了。

　　初識先生是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一次發獎會上。新聞出版署每兩年評選一次全國優秀圖書，季老是評委坐第一排，我干一點宣布誰誰講話之類的“主持”之事。他大概看我過哪一篇文章，托助手李玉潔女士來對號，我趕忙上前向他致敬。會后又帶上我的幾本書到北大他的住處去拜訪求教。先生的住處是在校園北邊的一座很舊的老式樓房，他住一層，朗潤園13號樓。那天我穿樹林、過小橋找到樓下，一位司機正在擦車，說正是這里，剛才都還出來看客人來了沒有。房共兩套，左邊一套是他的會客間，臥室兼書房，不過這個只能叫書房之一，主要是用來寫散文隨筆的。我在心里給它一個名字叫“散文書屋”。著名的《牛棚雜憶》就產生在這里。一張睡了幾十年的鐵皮舊床，甚至還鋪著粗布草墊，環墻滿架是文學方面的書，還有朋友、學生的贈書。他很認真，凡別人送的書，都讓助手仔細登記、編號、上架。到書多得放不下時，就送到學校為他準備的專門圖書室去。他每天四時即起，就在床邊的一張不大的書桌上寫作。這是他多年的習慣，學校里都知道，號稱“北大一盞燈”。等到會客室里客人多時，就先把熟一點的朋友讓到這間房里。有一次春節我去看他，碰到教育部長來拜年，一會兒市委副書記又來，他就很耐心地讓我到書房等一會兒，并沒有一些大人物借新客來就逐舊客走的手段。學校考慮到他年高，盡量減少打擾，就在門上貼了不會客之類的小告示，助手也常出面擋駕。但先生很隨和，常主動出來，請客人進屋。助手李玉潔女士說：“沒辦法，你看我們倒成了惡人。”這時你可以盡情地仰觀滿架的藏書，還可低頭細讀他寫了一半的手稿。他用鋼筆，總是那樣整齊的略顯扁一點的小楷。

　　這套房子的對面還有一套東屋，我暗叫它“學術書房”。共兩間房，全是季老治學時用的語言、佛教等方面的書，人要在書架夾道中側身穿行。向南臨窗也有一小書桌，是先生專著學術文章的地方。我曾帶我的搞攝影的孩子，在這里為先生照過一次相。他就很慷慨地為一個孫輩小兒寫了一幅勉勵的字，還要寫上“某某小友惠存”。他每有新書出版，送我時，還要寫上“老友或兄指正”之類，弄得我很緊張。他卻總是慈祥地笑一笑問：“還有一本什么新書送過你沒有？”有許多書我是沒有的，但這份情太重，我不敢多受，受之一二本已很滿足，就連忙說有了，有了。

　　先生年事已高，一般我是不帶人，或帶任務去看他。只有一次，我住中央黨校，離北大不遠，黨校辦的《學習時報》大約正逢幾周年，要我向季老求字。我就帶了一個年輕記者去采訪他。采訪中記者很為他的平易近人和居家生活的簡樸所感動，那天助手李玉潔女士講了一件事。季老很為目前社會上的奢靡之風擔憂，特別是水資源的浪費，我知道他是多次呼吁的，但沒有辦法。他就從自家做起，在馬桶水箱里放了兩塊磚，這樣來減少水箱的排水量。這位年輕的女記者，當時笑彎了腰，她不可理解，先生生活起居都有國家操心，自己何至于這樣認真。以后過了幾年，她每次見到我都提起那事，說季老可親可愛就像家鄉農村的一位老爺爺。后來季老住進301醫院，為了整理老先生的談話我還帶過我的一位學生去他處，這位年輕人回來后也說，我總覺得先生就像是隔壁鄰居的一位老大爺。

　　先生永遠是一身中山裝，每日三餐粗茶淡飯。他是在24歲那一年，人生可塑可造的年齡留洋的啊，一去十年。以后又一生都在搞外國文學、外語教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怎么就沒有一點兒洋味呢？近幾年基因之說盛行，我就想大概是他身上農民子弟的基因使然。他在一篇回憶文章里講到小時窮得吃不飽飯，給一個親戚割牛草，送草后磨蹭著等到中午，只為能吃一口玉米餅子，現在仍極為節儉，害怕浪費，厭惡虛榮。每到春節，總有各級官場上的人去看他，送許多大小花籃。他對這總是暗自搖頭，我知道先生是最怕虛應故事的，有一年老同學胡喬木邀他同去敦煌，他當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場迎送，便婉言謝絕。他住的病房門口的走廊上總是擺著一條花籃的長龍。花又大房間又放不下。要去找他的病房這成了一個標志。

　　后來我去看他，知道他的所好，就專送最土的最實用的東西。一次從香山下來，見到山腳下地攤賣紅薯，很干凈漂亮的紅薯，我就買了一些直接送到病房，他極高興。他很喜歡我的家鄉出的一種“沁州黃”的小米，只能在一片小范圍的土地上長，過去是專供皇上的。現在人們有了經營頭腦，就打起貢品的招牌，用一種肚大嘴小的青花瓷罐包裝。先生吃過米后，卻舍不得扔掉罐子，在窗臺上擺著，說插花很好看。后來，聊的多了，我還發現一絲微妙，雖同是一批大學者，但他對洋派一些的人物，總是所言不多。

　　我到先生處聊天，一般是我說得多些，考慮先生年高，出門不便，我盡量通報一點社會上的信息。有時政、社會新聞，也有近期學術動態，或說到新出的哪一本書，哪一本雜志。有時出差回來，就說一說外地見聞。有時也匯報一下自己的創作。他都很認真地聽。助手李玉潔說先生希望你們多來，他還給常來的人起個“雅號”，我的雅號是“政治散文”。他還就這個意思為我的散文集寫過一篇序。如時間長了未見面，他會問，“政治散文”怎么沒有來。一次我從新疆回來，正在創作《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我談到在伊犁采訪林則徐舊事。虎門銷煙之后林被清政府發配伊犁，家人和朋友要依清律出銀為他贖罪，林堅辭不肯，不愿認這個罪。在紀念館里有他就此事寫給夫人的信稿。還有發配入疆，過“果子溝”時，大雪擁谷，車不能走，林氏父子只好下車趟雪而行，其子跪地向天禱告：“父若能早日得救召還，孩兒愿赤腳趟過此溝。”先生眼角已經飽含淚水。他對愛國和孝敬老人這兩種道德觀念是看得很重的。他說，愛國各國都愛，但中國人愛國觀念更重些。歐洲許多小國，歷史變化很大，惟有中國有自己一以繼之的歷史，愛國情感也就更重。他對孝道也很看重，說“孝”這個詞是漢語里特有的，外語里沒有相應的單詞。我因在報社分管教育方面的報道，一次到病房里看他，聊天時說到兒童教育，他說：“我主張小學生的德育標準是熱愛祖國、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和睦伙伴。”并當即提筆寫下這四句話，后來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雖舊，環境卻好。門口有一水塘，夏天開滿荷花。他有一文專記此事。是他的學生從南方帶了一把蓮子，他隨手揚入池中，一年、兩年、三年就漸漸荷葉連連，紅花映日，在北大這處荷花水景也有個名字，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國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進了301醫院，開始治療一段還回家去住一兩次，后來就只好以院為家了。“留得枯荷聽雨聲”，季荷再也沒見到它的主人。我到醫院看先生時，常碰到護士換藥。是腿傷，要伸到傷口里洗膿涂藥，近百歲老人受此折磨，令人心中不是滋味，他說不痛。助手說，哪能不痛，但先生從不言痛，醫院都說他是最好伺候的，配合最好的模范病人。他很坦然地對我說，自己已老朽，對他用藥已無價值。他鄭重建議醫院千萬不要用貴藥，實在是浪費。醫院就騙他說，藥不貴。一次護士說漏嘴：“季老，給您用的是最好的藥。”這句話倒叫他心里長時間不安。不過他的腿疾卻神奇般地好了。先生在醫院享受國家領導人待遇，剛進來時住在聶榮臻元帥曾住過的病房里。我和家人去看他，一切條件都好，但有兩條不便。一是病房沒有電話(為安靜，有意不裝)；二是沒有一個方便的可移動的小書桌。先生是因腿疾住院的，不能行走、站立，而他看書、寫作的習慣卻丟不掉。我即開車到玉泉營買了一個有四個小輪的可移動小桌，下可盛書，上可寫字。先生笑呵呵地說，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再去時，小桌上總是堆滿書，還有筆和放大鏡。后來先生又搬到301南院，條件更好一些。許多重要的文章，如悼念巴金、臧克家的文章都是在小桌板上，如小學生那樣伏案寫成的。他住院四年，竟又寫了一本《病榻雜記》。

　　我去看季老大部分是問病，或聊天。從不敢談學問。在我看來他的學問高深莫測，他大學時受教于陳寅恪等這些國學大師，留德十年，回國后與胡適、傅斯年共事，朋友中有朱光潛、馮友蘭、吳晗、任繼愈、臧克家，還有胡喬木、喬冠華等。“文革”前他創辦并主持北大東語系20年。他研究佛教、研究佛經翻譯、研究古代印度和西域的各種方言，又和英、德、法、俄等語比較。試想我們現在讀古漢語已是多么吃力費解，他卻去讀人家印度還有西域的古語言，還要理出規律。我們平常聽和尚念經，嗡嗡然，如蜂鳴，就是看翻譯過來的佛經“揭諦揭諦波羅揭諦”也不知所云，而先生卻要去研究分辨對比這些經文是梵文的還是那些已經消失的西域古國文字，又研究法顯、玄奘如何到西天取經，這經到漢地以后如何翻譯，只一個“佛”就有：佛陀、浮陀、浮圖、勃陀、母陀、步他、浮屠、香勃陀等20多種譯法。不只是佛經、佛教，他還研究印度古代文學、翻譯劇本《沙恭達羅》、史詩《羅摩衍那》。他不像專攻古詩詞或古漢語、古代史的學者，是直接在自己的領地上打天下，享受成果和榮譽，他是在依稀可辨的東方古文字中研究東方古文學的痕跡，在浩渺的史料中尋找中印交流與東西方交流的軌跡，及那些思想、文化的源流。比如他從梵文的“糖”字考證中竟如繭抽絲，寫出一本80萬字的《糖史》，真讓人不敢相信。這些東西在我們看來像一片茫茫的原始森林，稍一涉足就會迷路而不得返。我對這些實在心存恐懼，所以很長時間沒敢問及。但是就像一個孩子覺得糖好吃就忍不住要打聽與糖有關的事，以后見面多了，我還是從旁觀的角度提了許多可笑的問題。

　　我說您研究佛教，信不信佛？他很干脆地說：“不信”。這讓我很吃一驚，中國知識分子從蘇東坡到梁漱溟，都把佛學當作自己立身處世規則的一部分，先生卻是這樣的堅決。他說：“我是無神論。假如是研究一個宗教，結果又信這個教，說明他不是真研究，或者沒有研究通。”

　　我還有一個更外行的問題：“季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國的古代的學問，總是讓人覺得很遙遠，對現在的社會有什么用？”他沒有正面回答，說：“學問，不能拿有用還是無用的標準來衡量，只要精深就行。當年牛頓研究萬有引力有什么用？”是的，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牛頓當時如果只想有用無用，可能早經商發財去了。事實上，所有的科學家在開始研究一個原理時都沒有功利主義地問有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尋。研究結果出來后，有沒有用，那是后人的事。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的那一份平靜，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里。

　　有一次我帶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書去見他。他說崇拜梁漱溟，我就乘勢問：“您還崇拜誰？”他說：“并世之人，還有彭德懷。”這又讓我吃一驚。一個學者怎么最崇拜的是一個將軍。他說：“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敢說真話，這一點不簡單，很可貴。”我又問：“接著還有可崇拜的人嗎？”“沒有了”。他又想了一會兒：“如果有的話，馬寅初算一個。”我沒有再問。我知道希望說真話一直是他心中隱隱的痛。為此他在“文革”結束后又寫作出版了《牛棚雜憶》。

　　當他知道巴金去世時，在病中寫了《悼巴老》，特別提到巴老的《真話集》。我看著他，老人端坐在小桌后面的沙發里，挺胸，目光投向窗戶一側的明亮處，兩道長長的壽眉從眼睛上方垂下來，那樣深沉慈祥，前額刻著的皺紋、嘴角處的棱線，連同身上那件特有的病袍，顯出幾分威嚴。我想起先生對自己概括的一個字“犟”，這一點他和彭總、馬老是相通的。不知怎么，我腦子里又飛快地聯想到先生的另一個形象。一次大會堂開一個關于古籍整理的座談會。任繼愈老先生講了一個故事，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只限定一定資格的學者才能借閱。季先生帶的研究生要查閱，但無資格。先生就親到北圖，借出書來讓學生讀，他端坐一旁等著，如一幅壽者課童圖。漸漸，這與他眼前端坐病室的身影疊加起來，歷史就這樣洗磨出一位百歲老人，一個經歷了由清至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又經歷了“文革”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

　　近幾年我越來越覺得應該為先生做點事，便整理一點與先生的談話，后來先生的眼睛又近似失明，他題字時幾乎是靠慣性，筆一停就連不上了。我又想到先生不只是一個專業學者，他的思想、精神和文采應加快普及和傳播。于是去年建議幫他選一本面對青少年的文集，他欣然應允，并自定題目，自題書名。在提到編輯思想時，他一再說：“我這一生就是一面鏡子。”我就寫了一篇短跋，表達我對先生的尊敬和他的社會意義。去年這套《季羨林自選集》終于出版，想不到這竟是我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而談話整理，總因各種打擾，惜未做完。

　　現在我翻著先生的著作，回憶著與他無數次的見面，先生確是一面鏡子，一面百年的明鏡。在這面鏡子里可以照出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命運，也可以照見我們自己的人生。

　　2009年7月12日季老仙逝第二日

　　(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