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羽：我想您每周去看一次病重的任老，可能心理上已經(jīng)有所準備了吧？

　　詹福瑞：我應該說還是有思想準備了，尤其是到后來我看他在病床上，我就覺得，我們也做了預案，但是他去世以后我還是感到很突然，還是感到他走得太匆忙，因為他畢竟還有這么多工作要做。

　　張羽：在日常跟任老工作合作的過程當中，有什么特別的感受讓您特別觸動的事情？

　　詹福瑞：就是他從來是不關(guān)心自己，從來是關(guān)心別人，從來是為別人去想，這一點是我一再說，我說仁義之人愛儒也，每次我去看他，每次見面都說你怎么又來了呢，你工作那么忙，你在開會，不要老看我，我們應該是工作，但是現(xiàn)在你們工作，我現(xiàn)在給你們造成負擔了，他是這樣的，他總是考慮別人，而不是考慮自己，最給我感動的就是他作為一個90多歲的老人，對年輕人這種保護、呵護。去年我曾經(jīng)在10月份住院，他怎么知道這個消息，他打聽我住在哪兒，非得要去，我說千萬不能來，他來了我受不了，我實在受不起，我承受不了，他九十多歲了，但是他最后還是去了，那天我在病床上我看到任先生出現(xiàn)，我就激動得受不了，我真是哭了，我說任先生你來我實在受不了，我承受不了這種感情。

　　張羽：確實是，像我跟任老就是因為采訪一次接觸，在采訪過程當中按理說我一是個記者，也是一個很小的小輩了，請教編輯《中華大典》的事情，任老講的時候，每到需要查找資料的時候，會總旁邊拿出一個資料，很認真地去查找，最后送給我一本他的老子研究那本書，專門寫上張羽先生雅正，作為我們，可能這種大師他這種風范，他這種內(nèi)心的修養(yǎng)一貫是這樣的。

　　詹福瑞：我覺得任先生作為一個學者，他是很純粹的，一個很純粹的人，我一再感覺到他也是應該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做過所長，宗教所的所長，哲學所的所長，然后到國家圖書館做了18年的館長，18年館長以后2005年又做名譽館長，他對官場這一塊應該說也有所了解，但是他沒有被這個風氣所感染，他仍然保存一個學者這種純粹，這點太不容易了。

　　張羽：在7月11號這一天，走了兩位學術(shù)泰斗，這兩位老人有一個非常相似的地方，作學問都說一定要干坐冷板凳，坐不得冷板凳，就作不得這樣的學問。

　　詹福瑞：任先生他是一個很有使命感，很有高度的研究自覺型的這樣一種學者，他知道我做這個工作是為了什么，他并不是為了個人的聲名來做這個學術(shù)研究，完全是為了一種社會責任，一種歷史感。

　　張羽：尤其他晚年做的這些籍典匯編，其實他完全可以自己作學問。

　　詹福瑞：對，他本來他說自己要寫一部哲學史，他一再強調(diào)，晚年還在跟我說，自己要寫一個哪怕薄一點的，把自己的思想寫出來，但是他說我不能做，現(xiàn)在我要做的就是文獻的整理工作，給后人打基礎(chǔ)，他曾經(jīng)預測過，我記得好像在媒體上也報道過，他曾預測說我們文化發(fā)展的高峰期、鼎盛期會在20年以后要出現(xiàn)的，他說我們這一輩人做什么呢？那就做文獻的整理工作，為這一個高峰打基礎(chǔ)，所以說他做《中華大藏經(jīng)》的編寫，從南到北進行調(diào)研，摸清家底，究竟存世有多少，以趙層經(jīng)藏作為底本，校了六種版本，整理了中華大藏典，這樣為佛教信仰者提供了閱讀的基礎(chǔ)，基礎(chǔ)文獻，同時他也說為這些研究者也提供了可信的文獻，他就是很明白自己要做什么。

　　張羽：您說起這個一下讓我想起，當時我采訪到最后我問過他，我說任老，您還想做什么，他說我做完這個《中華大典》之后我想編寫中國哲學史，當時任老已經(jīng)九十歲了，我說任老，您今年已經(jīng)九十歲了，您還有精力去完成那個設(shè)想嗎，那時候他認為沒問題，他是一個對人生很樂觀的人，他說沒問題，他說我編完這個大典，我還可以再寫中國哲學史，在今天看來真是太遺憾了。

　　詹福瑞：他曾經(jīng)說過，他說我是想活到96歲就可以了。

　　張羽：對，他有計劃表。

　　詹福瑞：他跟我說，他說給我96歲這樣的壽命就可以了，因為什么？他說的時候，正好是《中華大藏經(jīng)》續(xù)編剛開始的時候，他計算這個《中華大藏經(jīng)》用三年的時間把它完成，那就是從他93歲到96歲把它完成，所以說他的去世我覺得是個很大的損失。

　　張羽：確實我想起當時在采訪他編纂《中華大典》的過程當中，他專門跟我講，有分類主編，他告訴我這個主編多大年紀，德高望重，這個主編可能四十出頭，但是在這方面很有見地，所以就選擇他作為主編。

　　詹福瑞：對，他對于人才主要還是看重他的一種能力，看重他的能力，在《中華大典》里邊有很多分卷的主編，都是中青年的學者在擔當。目的也很清楚，就想要培養(yǎng)一代人。我記得他在1979年他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關(guān)于中國哲學的三十年，他談當時1979年那個時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說人才短缺，太短缺了，他說關(guān)于中國古代哲學史這些文獻，40歲以下的人讀懂它的都已經(jīng)很少了，更何況整理、訓詁、注釋就更少了，所以說他說急需要培養(yǎng)這方面的人才，做整理工作，吸收這些年輕人進來，目的也是很清楚，就是要培養(yǎng)一批年輕的學者。

　　張羽：任老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么？

　　詹福瑞：作學、治學和做人，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做人，要做一個有自己的信心、信念的人，這是對我影響很大。另外要做一個陳度的人，不做一個浮躁的人。

　　張羽：好，謝謝您張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