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為季羨林編選過《季羨林自傳》和散文集的江蘇文藝出版社老編輯張昌華先生，前天得知季羨林先生仙逝的消息,愕然得半天說不出話來，他告訴記者，當時腦海中忽現出季老的音容笑貌，猶新如昨。雖然他與季老只有過淺淺的過從，但印象最深的是季老的謙遜、和藹和真誠，有幾件小事感念殊深。

　　感情往往后人而發

　　季羨林與吳作人先生私交甚好。1996年張昌華拜訪吳先生時，他已重度中風，神志不清不能言語。當時因出版需要，張昌華請他在一冊頁上簽名。當他見到季羨林的簽名時，十分激動。吳先生不寫自己的名字，竟畫出一個“林”字。“我寫信將此事告訴季老。季老立馬寫了一篇五千字長文《壽作人》，一周后又親自去探望。季老在文中引用了我致他信中的一段話，事后還寫信給我：“接到你上封談吳作人先生情況的信后，我十分感動，立即拿起筆來，寫了一篇《壽作人》，已于昨天在《光明日報》刊登。我沒有來得及征求你的同意，我擅自從你的信中抄錄了一段，務請原諒。”季老又說：“我的缺點雖然不少，但在感情，真摯感情方面，我卻不敢后人。”季老在信中還說，他的感情屬于蘊涵心中的那一類，而且往往是后人而發的。季老對吳先生友情的珍惜本屬固然，但對張昌華這個無名晚輩竟也如此的尊重，足見先生的大家風范，令張昌華終身難忘。

　　自傳有別字主動“認錯”

　　第二年，張昌華趕赴北京，到朗潤園季府拜訪，準備將他的零星自傳性散文搜集起來，編一本《季羨林自傳》。當時季老卻面呈難色，說他的這些文字散雜在各種集子中，如抽出來必須要征得原出版社同意，以示尊重。其實，他當初并沒有與任何一家出版社簽約。“經我一番游說，他終于首肯。但前提是要與相關幾家出版社打招呼。記得那天他問我還準備為哪幾位出自傳。我說除北大的梁漱溟、朱光潛、馮友蘭外，還有臺灣的蘇雪林。季老聽后點點頭說：也該為蘇先生出傳。”

　　告別時，張昌華從包里拿出一把宜興紫砂壺送給季老。在這位真人面前，他不敢說假話。“我說這壺本是送給蘇雪林先生的，郵局不讓寄，就轉送給您了。季先生接過壺把玩一番，連說‘謝謝’！”后來從北大商金林教授處得知，季老把那壺放在他的書架上，壺底還貼了張小紙條“張昌華贈”。

　　《季羨林自傳》出版后，一位全國有名的叫“字癡”的讀者，指出書中有幾個錯別字，為此，張昌華對季老說責當在他，“這都是我們編校的粗疏。”季老不以為然：“不一定是你的錯，很可能是我寫錯了。”大概為了證明真是他的錯，又補說了一句：“年紀大了，好多字想不起來了，連朱光潛先生晚年寫文章，手邊還放本字典呢。”

　　2004年，張昌華又為季老編散文集《清塘荷韻》，書名、欄目名及選文擬定后，寄請他老人家指正。他讓秘書李玉潔打電話：“就這樣好了。”一字未動。

　　日記出版“一字不改”

　　張昌華告訴記者，季老有本《清華園日記》(1932—1934)，是他在清華讀三、四年級時的日記，印數極少，很少有人注意。那是部真正顯示大家風范的日記。季老在序言中說：“我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能夠出版是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寫什么，想到什么就記什么，一片天真，毫無謊言。”日記中他記了對今天已成為文化大名人某的微詞，記了戰爭年代自己的恐怖與貪生，甚而無聊時逛街后產生的性幻想都赫然在目。當日記出版時，有關方面建議做適當刪節。季老不同意，堅持實事求是，“一字不改”。為了存真，還出了影印本。季老說，他這是赤條條地走向舞臺，“目的是向讀者獻上一份真誠”。

　　為勉勵他勤奮好學，季老在贈給張昌華的幾本書上都題上“自強不息”四字，還稱他為“兄”。張昌華十分感動的是，1997年，季老還專為他錄了一首朱子的詩：“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落葉已秋聲。”張昌華說，季老的人格魅力將永遠活在讀者心中。

　　本報記者 蔡震

　　為配合電視拍攝，90高齡的季老三次艱難移動身體

　　鏡頭前的季老始終面帶微笑

　　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走完他偉大而樸素的生命旅程,駕鶴仙去。大師遠去，他不朽的學術成就和高尚的人格必將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群體記憶中，流芳百世。

　　有幸的是,我曾經與季老有過一面之緣，近距離地領略了他作為國學大師的人格魅力。2000年寒冬，北國飄雪。因為拍攝一部反映海峽兩岸關系、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電視紀錄片，我們一行人到北京采訪。季老曾于1999年應邀赴臺訪問十日，寫下了感人至深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電視片的總編導決定采訪他，請他談談赴臺感受，以及中華傳統文化在兩岸統一大業中的重要作用。總編導將聯系季老的任務交給了我。

　　對我來說，這是個很有難度的任務。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可謂人生地不熟，卻要在偌大的北京城去尋找季老這樣一位國學大師，談何容易。極為幸運的是，我向一位正在北師大中文系讀研究生的朋友求助時，她告訴我，她的導師正是季老的學生。半小時后，她便將季老秘書李玉潔女士的電話告訴了我。季老已90高齡，身體又不好，本不希望被外界打擾。但當我說明我們是在拍攝一部反映海峽兩岸關系、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電視紀錄片后，李玉潔女士經向季老請示，很快便給了我們回話，她說，季老認為你們是在做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非常愿意接受你們的采訪。

　　次日下午，陽光明媚。我們如約來到了位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季老的住所。走進客廳，看見一位穿著藍色中山裝、黑褲子、黑布鞋，衣著極其樸素的老人坐在沙發上，正是季老，面容有點憔悴，但一臉慈祥，微笑著向我們點頭致意。當我們走近他時，他吃力地站起來同我們握手。這就是我們心中景仰已久的國學大師，是那樣平易近人、謙遜有禮。

　　這時，李女士告訴我們，季老下午一直在等候我們，并再一次提醒，季老身體欠佳，接受采訪時間不宜太長。此時，我們每一位攝制組人員都是那么小心翼翼，打燈光、挪三腳架、架攝像機，一絲不茍，生怕拍攝會給這位老人帶來任何一點身體上的不適。但是為了拍攝的最佳效果，我們必須根據光線、室內擺設等要素，為季老選擇最佳的位置，因此不得不讓季老三次挪動他的身體。已九十高齡的季老，挪動身體十分艱難，每讓他挪動一次，我們都感到十分愧疚，他卻沒有一絲的不悅和厭煩，始終保持那個我非常熟悉的、長者的微笑。

　　正式采訪時，季老談起了他對臺灣的印象,說臺灣給他的感覺和在大陸一樣,無論是生活習慣、民風民俗、宗教信仰、文化傳承，沒有絲毫的陌生和隔閡。尤其讓他感到高興的是，在臺灣經常能碰到山東老鄉，聽到他的家鄉話山東話。他非常贊同余光中先生講的一句話，“兩岸不能因為50年的政治而隔斷5千年的文化”。他說，中華文化早已融入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血脈，不會因為政治而阻隔。他堅定地認為，中華文化，非常講究一個“和”字，因此，兩岸最終一定會走向和平、走向統一。

　　江蘇省公安廳政治部宣傳處　孫為林

　　季羨林留給我們什么

　　-新華視點

　　11日，國學大師季羨林走了。他帶走了自己對他人、對社會滿懷的愛與責任，帶走了自己的樸素、真誠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

　　“季羨林先生在東方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主要社會學科都有極高的造詣，他留給我們的人文學術遺產豐厚翔實、珍貴無比。”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程郁綴說。

　　季羨林曾說，所謂“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舉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學問納入到他研究的范疇：從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從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到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從唐史、梵文的翻譯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學作品的創作，他無一不精深涉獵。”季羨林的學生、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王邦維對記者說。

　　“季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上強調最多的是中國古代的智慧結晶——‘天人合一’觀點，即要先與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為貴’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程郁綴說。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國學研究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文化界的巨大損失。”季羨林的老友、著名哲學家湯一介這樣評論道。

　　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

　　季羨林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程郁綴回憶起北大廣為傳誦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著樸素。在擔任北大副校長時，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對他說，‘我要去報到，行李太重，你幫我看一會兒。’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報到回來。第二天開學典禮時，這位新生發現在主席臺就座的副校長正是昨天給他看包的老人。”

　　對外界為自己加冕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頂桂冠，季羨林在《病榻雜記》的書中評論說，這令他誠惶誠恐，“請從我頭頂上把三頂桂冠摘下來，還我一個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歡喜。”

　　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樂黛云說，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國的文化能夠“送出去”。

　　“季先生曾說，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們中國人拿過來太多，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過來’和‘送出去’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當代知識分子最為艱巨的一項任務。”樂黛云說，“季先生的這個觀點和黨中央提出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不謀而合。”

　　為實現這一理想，季羨林一生都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積極參與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為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積極反駁。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從季先生的學術人格和學術生涯中，應該讓我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進行再認識。我們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單一的知識體系，更不是功利體系，而是在當今社會中對人的全面發展、對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對組織管理的運用發揮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人文學科的精髓

　　會否“人亡藝絕”？

　　11日,季羨林、任繼愈二老同日駕鶴西去,震動中國文史學界。哀痛之余,幾代文史學人深思大師留給后人的一些“問號”——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財富如何及時梳理,又比如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傳承面臨哪些困惑和挑戰。

　　年過七旬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朱維錚分析:“兩位大師走過的路,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們幾乎見證了中國整個20世紀的學術發展,季先生更是一位與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對二老治學經歷、研究成果的及時梳理,將有助啟迪后人。”

　　學術界將季、任兩位先生視為銜接傳統人文教學內容與現代教學方式的“特殊橋梁”。與此同時,兩位老人身后還留下了一些學術觀點和問題,供后輩再探討,比如對國學前途和命運的預測等。

　　如何繼承大師的遺產?有人擔憂,人文學科的精髓是否將出現“人亡藝絕”的局面。

　　季羨林的弟子錢文忠曾撰文指出,社會上出現過的“季羨林熱”,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階段學術界人文精神的一種“蒼白無力”。

　　上世紀90年代中葉,而立之年的錢文忠就參與了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在復旦大學的授課,傳授季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精神。最初幾屆“文基班”學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為活躍在中外學術領域的年輕力量。

　　“言傳身教對人文學科傳承的重要性,在當年的‘文基班’得到了一定體現。”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博士劉文楠回憶,季羨林先生鉆研梵文、善待弟子的很多細節,在“文基班”中曾被奉為美談。

　　“從某個層面上說,季羨林先生的精神通過錢文忠老師當年的授課,傳遞給了第三代人。”劉文楠說,現在回想起來,通過師徒相傳,人文學科留給后輩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鍥而不舍,一種對知識真諦的信仰。

　　任繼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老人凡事親力親為、淡泊名利。點點滴滴令其弟子、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申難以忘懷。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李申也試圖將任先生的精神傳給下一代。

　　曾執導過“文基班”部分學生的朱維錚說,兩位大師都是大器晚成,都是經過多少年鉆研才有在各自領域的如此成就。朱維錚指出,了解大師的路,有助于反思人文學科存在的問題。

　　面對近年來時起時伏的新一波“國學熱”、“大師熱”,文史學者提醒:對于“國學”究竟是什么,“大師”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從二老身上到底傳承什么,仍有待深入思考。

　　本報綜合新華社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