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重讀了陳忠實先生的大著《白鹿原》，想起在魯院學習期間常務副院長胡平老師常講的一句話:茅盾文學獎想不給《白鹿原》都繞不過去(大意)。這樣的話，后來我還聽許多不同文學層次的人講過，并且，普通讀者著迷這本書的人也不計其數。在當代長篇小說里，這樣雅俗共賞深入人心的大作品可謂鳳毛麟角，說陳忠實用《白鹿原》給自己立了生祠，一點都不過分，我看到他在《小說評論》上連載這本書的創作筆記，覺得也是應該的，這為研究這部史詩般的作品提供了很好的第一手資料。

　　陳忠實和《白鹿原》是相得益彰的，作家受到關中歷史風物、文化習俗的幾十年浸淫，在一種摒棄了文學功利心的純靜條件下完成這部作品，可以說是天授地生。蒼天在上，白鹿原在下，人在種種天災人禍面前的微不足道和不屈服的抗爭，個人命運折射出的大時代風云變幻，都是史詩手筆，陳忠實巨筆如椽，能呼風喚雨，也能剝皮畫骨。然而，完美的東西畢竟是不存在的，自《白鹿原》出版后的十幾年里，我這是第三次重讀它，不滿足感一次比一次強烈。作為陳忠實和《白鹿原》的忠實“粉絲”，我出于對它的熱愛，想把閱讀過程中和閱讀后思考的一些想法說出來，指出這塊美玉白璧上的微瑕，使讀者更能接近它的璞玉之美。

　　二

　　首先要說的是陳忠實創作《白鹿原》時，受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雖然他已經很放得開了，但和現在反映抗戰題材的文學和影視作品相比，尺度還是很小，作家本身的哲學思想廣度狹窄，由此造成在此褊狹的大背景下，塑造的白、鹿兩家年輕一代人物在思想和行動上的矛盾性，這些有追求但道路不同的年輕人的形象，比起他們的父輩白嘉軒、鹿子霖的有血有肉有精神來，顯得蒼白、漂移。國共合作時期，白靈和鹿兆海用扔銅圓的方式決定入“國”還是入“共”，雖然有些兒戲，卻也可愛，但是后來白靈改“國”為“共”和兆海改“共”為“國”，卻明顯缺乏正面鋪陳，不具備說服力。鹿兆海的改變過程沒有敘述，白靈的改變也過于倉促和簡單。一般來說，人物的思想觀念受到足夠的理論影響或者事件的刺激，才能夠變換信仰和道路，應該說白靈和兆海后來的改變才是各自道路慎重選擇的開始，這時要讓讀者接受，首先要說服讀者，而顯然，對表達關中本土文化和農民思想游刃有余的陳忠實先生來說，卻不具備這樣的理論素養，或者說政治哲學的廣度和高度，所以他的人物在進行意識形態的對話或者說交鋒時，只會圍繞農會的“鍘刀”和國民政府的“填井”來繞圈子，擴展不開，也深入不下去，這樣的交談當然不是說服，而是抬杠。這就是為什么《白鹿原》后半部明顯不如前半部有味道、更厚重的原因，也正是這個原因，作者只能遷就于自己身處的時代的論斷，使他筆下的人物在談及“國”與“共”的時候，明顯被強加上了20世紀90年代的烙印。當然，這個瑕疵是最可以諒解的，所以這里點到為止，不再深入分析。

　　第二個明顯的敗筆是朱先生這個人物的失敗，朱先生是整個《白鹿原》的精魂和思想主線，然而這個人物的塑造極不成功，他是陳忠實的代言，作家是要把他塑造成關中文化的靈魂載體的，然而，卻最終使他非人和不可信。這里并不是說作家加于朱先生身上的那些神仙故事本身有問題，那些未卜先知的神秘事情，其實對整部作品的文化內涵和可讀性是有很大幫助的，這些本無可厚非。我要說的失敗是，陳忠實把朱先生塑造成圣人的失敗，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的最后一個信徒，你看他替妻弟白嘉軒擬定并書寫的那個《鄉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就是“仁者愛人”，你再看他的言行和他給白嘉軒、鹿兆海等人題的字，也是這個體系。然而，他卻還擅長占時問卦這類為儒家所不齒的事情，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就使得他的形象很滑稽，不倫不類，或者說旁門左道、不純粹，——有時候像那么回事，大儒的樣子，白嘉軒和鹿子霖給村里建了學堂，朱先生竟然給他們下跪；有時候又成了江湖術士，熱衷于打卦問卜，解決村民“丟牛遺豬”之事。作為關中大儒，朱先生不但能預知自己的死期，還能知道身后幾十年發生的事情，專門雕刻了自己的墓門磚來嚇唬后世的紅衛兵:“折騰到何時為止！”硬要把圣人形象和神人形象合并在同一個人身上，最后，朱先生給人的感覺只能是四個字:裝腔作勢。

　　雖然作家一再強調和提醒讀者朱先生的諸多功績，然而越是這樣，越讓人覺得不自然，失真和做作。在朱先生死后，作家還安排了他的兒媳看到朱先生的“那個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長”，來說明“‘本錢’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漢子”，來拉近朱先生和人的距離，并給予他活著的時候的那些非常之舉以注解，給人的感覺是補丁上面摞補丁，支離破碎、非我族類。綜合一句話，朱先生這個人物，需要咬著牙才能讀下去。

　　三

　　這就引出了我要討論的最后一個問題，將以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鄉土作家的總體閱讀印象和沈從文、孫犁等已故大師的作品印象對比后，發現的一些境界上的不同。我原先不是很能區分大師和大作家的區別，顯然，這是超凡和平凡兩個境界層次的概念，但是他們的差別又在哪里呢？通過以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作家作品和以沈從文、孫犁為代表的作家作品對比，不難發現:前者生活積淀深厚，作品厚重、苦難深重；對人生和命運的挖掘很深入，人性真實纖毫畢現，作家是大作家，作品是大作品，然而他們反映的人的苦難比現實更苦難，他們審查的人性之丑更加觸目驚心，他們把人性之暗和負面的東西刻畫得無以復加，作品讀后讓人感覺沉重、驚心、現實生活沒有詩意可言，無所謂失望也無所謂希望，可以說每個人的人性都是向下的。生硬照搬生活、撿拾軼事、過于寫實人物、描摹世風，而不做關照救贖性的思考，這個明顯的弊病，賈平凹的作品表現得比陳忠實更甚，他們和柳青還有路遙作品里的詩性和理想光芒是有差距的。而沈從文、孫犁的作品，一樣反映苦難、刻畫人性，他們卻是給你黑沉中的曙光，苦難中的亮色，人性里的達觀，現實中的詩意，如果說陳忠實、賈平凹善于塑造沉重，善于翻版現實，善于審丑，那么沈從文善于沖破沉重，超越現實，善于審美。誠然，無論沈從文還是陳忠實、賈平凹都是尊重生活的真實的，但是，是審美還是審丑，是向善還是求實，是向上還是向下，是給讀者希望還是沉重，是詩性還是真實，凡此種種不同，恐怕也是大師和大作家的區別。有時候，寫再多的大作品，卻無法由大作家上升為大師，正是因為你沒有給人生的苦難以亮色，沒有給現實的生活以詩意和關照，需要超越的而始終沒能超越。作家能否用作品超越現實，超越苦難，作品有無詩性和理想光芒，有無關照和救贖情懷，成為一個坎，也成為一個臨界點，超越了就是大師，實現不了就是一個作家吧。

　　有時候我在想，為什么人需要有信仰呢？正是人向往從現實的苦難中拔身，而大師們正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最后，依然要向陳忠實先生致敬，畢竟我們能讀到像《白鹿原》這樣的好作品，已經很不容易了。

　　李駿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