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突然發現一個問題，這個錢沒有出去。也就是說，如果把錢捐到政府名下一些大的基金會，我們會失去對錢的支配權，我們的想法就無從實現。而我們一開始就很明白地知道，我們不能經手哪怕是一分錢的現金，但給錢找一個恰當的地方，確實就產生了困難。這時，我想起一件過去很久的事，就是我老婆現在老家供職的單位阿壩州教育局，我記得曾聽他們單位的一個人對我說過，說他們搞了一個基金會，希望我能幫助介紹一些有意在少數民族地區做點捐助的企業。這時，我從中午開始打電話，就想問問這個基金會的情況，但電話一直不通，教育局的領導大多都去了重災區汶川，直到晚上、應該是九點多了，我打通了教育局長的電話。他非常疲倦，說他剛剛從震中映秀把那里幸存的數百學生轉移到成都的安置點。我問他基金會的情況，他說的確有這樣一個基金會，是在省民政廳注冊的合法的基金會，并贊同我們的想法。這樣，算是錢有了一個令人放心的合法的去處。當即，我和麥家就起草了一個《倡議書》(指《劫后重生——關于發起“5.12災后鄉村學校重建行動”的倡議書》——編者)，當夜電郵給阿壩州教育局局長，希望他明確對我們提出的監督學校修建、監督資金流向等事項表示明確同意。當時夜已經很深了，局長從災區出來，亟需休息，但他還是一直等到收到郵件，表示“完全同意”。這讓我很是內疚，但又不得不如此。

　　楊紅櫻這時也從韓國回到北京，第一時間便來與我們會面。《倡議書》經她同意后，便同時在《北京晚報》和“新浪網”刊出。《倡議書》后公布了我們仨人的電子郵箱。意思是有捐款意愿的朋友通過郵箱告訴我們后，我們再把阿壩州教育局管理的阿壩州教育基金會的賬戶告訴于他。

　　很快，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兩位編輯腳印和楊新蘭就往這個賬戶各捐出2萬元。另一個朋友、作家出版社編輯王淑麗也捐出1萬元。隨后，外經貿大學的教授、作家馮曉虎也捐出了2萬元。

　　當時，我們所以在媒體上發出倡議，是因為在一個一個去發動朋友的過程中發現，震災發生以后，所有單位、團體都在組織捐款，就是再有捐款意向的人，也都有過至少一次的捐款行為了，更多有能力的，還有自己的意愿與打算；這時，一個一個去問，有道德綁架之嫌。所以，覺得還是通過媒體發布為好，捐與不捐、捐不捐給我們完全出于自愿。具體考慮，可以從當時“新浪”對我和麥家作的一個訪談，和全國哀悼日那一天，《北京晚報》記者孫小寧對我的訪談《災區需要持續關懷》中看到，算是對我們倡議的一個具體說明。記得那天在北京，舉國哀悼的那一時刻，我多少有些安慰，覺得總算是開始在做一件多少有些意義的事情。這件事情不大，對于災區所遭受的巨大的、上億萬的經濟損失來說，我們這點錢比九牛一毛還少。更不要說那些殞滅與傷殘的生命了。我也沒有什么崇高感，只是覺得在做一件能使自己內心平安的事情。所以，我在采訪中說，這不是在幫助別人，是在幫助我們自己，幫助自己的內心，為了自己內心的安心與溫暖，僅此而已。當時，我們還公開承諾，如果學校得以建成，絕對不以我們個人或某個團體來命名，要用一個地震中犧牲的老師的名字來命名可能會有的學校。

　　北京活動結束后，上海《文學報》也刊發了這個倡議。我接到上海朋友的邀請，正好又接到德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邀請，參加一個以我的作品為原本的漢譯德的翻譯比賽活動。那次小型的集會上，還見到了遠從德國來到上海的我的小說德文本的翻譯家卡琳。領事館的德國朋友馬克還在這次文學活動中擺上了一只募捐箱，為汶川地震募得的幾千元人民幣，也匯到了阿壩州教育基金會，具體數額可以從基金會查到。會后，和上海一些朋友見面，他們也自發表達了捐款的意愿。甚至，朋友們還張羅著要我去某大學作一次演講。后來，我思考再三，拒絕了這個安排。因為有一個隱隱的擔心，害怕聲勢很大，后來卻沒有一個圓滿的結果。當時，意向性的捐款數字很快就到了兩百多萬(博文說捐款有兩百萬，不知道這個數字是不是從此而來，但我不記得我有無向外界透露過具體信息)。這時，我的思想上卻有了一個巨大的負擔，擔心因為種種原因，這些捐款未必可以盡數到位。后來，還有廣東的朋友也來相邀去募捐，我也取消了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