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學界,國學和(域外)漢學幾乎同時成為不斷占據學術界視野的學術焦點和學術發展流向。然而,這二者都面臨著某種定位的危機。漢學和國學的對象領域,表面上是互相疊合的學術領地，可這種表面的疊合,正是充滿悖謬的一切的一個基點。在現代學科體系中,在當代思想版圖上,二者的學科定位、研究主體、對象范圍的劃定、方法論基礎、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等,都依然是亟待進一步深入反思和細致梳理的問題。

　　漢學的范式轉換

　　在國際學界,漢學早已是復數概念。關于漢學的定義,特別是在對這一學科的性質和廣度方面的厘定,歷來較難統一。德國漢學家、德國第一個漢學教席的擁有者佛蘭閣(OttoFranke,1863–1946)的定義最為寬泛,因之也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同:漢學是一門研究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學科。

　　然而,漢學的自我理解和定位必須從漢學史的回溯開始。從簡略的歷史看,漢學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在每個階段都形成了不同的范式,而每種先行的范式,總又不同程度地包含或投射于后起的范式之中。

　　從始自14世紀游記漢學(前學科階段)、始自17世紀的傳教士漢學(價值對話階段)、始自19世紀的學院漢學(語文學、歷史學階段)到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美國學界主導的日益多元化和實證化的中國研究(社會科學階段),無論關于漢學的概念寬泛還是狹窄,漢學總是一種在其他文化語境中成長發展起來的、關于中國和中國文化這個“他者”(dasAndere/theOther)的學科。一部嚴格意義上的西方漢學的歷史,究其根底,不過是一場由基督教文明所發起的與中國文化對話的歷史。這一部漢學史,首先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組血脈。在漢學的名義之下發生的與中國文化的相關性,其實一直是西方(或“東洋”)自我理解的一個曲折歷程。無論研究者的立場和價值導向如何、專業旨趣和訓練如何,中國及中國文化的漢學研究中的這種“他者”的地位從未改變。

　　國學的范式確立

　　自20世紀九十年代起,“國學熱”日漸升溫。然而,一個成為學界普遍共識的國學概念,一直未能達成。在現代學科體系在中國走過大約百年的歷史之后,國學概念的重新確立,始終面臨著如何跨越當代學科壕塹的技術性難題。

　　人們盡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說,是的,一國有一國之學,一國之學,是謂國學。這樣的邏輯誠然干凈利索。不錯,在今天的學科版圖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學科稱印度學,研究美國社會文化的學科稱美國學,這里,民族、國家的邊界和學科邊界似乎統一。可是,國學其實是一個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后才可能出現的文化學術訴求,而這一訴求所指向的恰恰是前民族國家時代的傳統。在這個民族國家林立的現代,“國”與“學”的覆蓋范圍往往事實上無法疊合，這類現象不勝枚舉。在西方的文化學科體系中,閃米特學、波斯學、伊斯蘭學等以古文化為對象的學科,更是如此,這里,學科的對象并不是某一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一國之文化,而是以某種語言或語系為核心的文化歷史領域。在此意義上,每個國家都有其“國史”——一個民族國家的自然史,是可以從編年史的意義上建構的;然而卻未必就有與之相應的“國學”,即植根于民族語言和傳統深處的、同時以民族國家為自然界限的知識體系。

　　在古代中國,從三墳五典、九丘八索到經史子集、三教九流的漫長古典傳統中,一種統一的明晰的國學觀念并未形成。人們往往忘記一個世紀前國學概念(章太炎)和西方現代學科分野在現代中國教育體制中的引入之間的微妙的共時關系。國學固然是學——以學科形態所展示出來的關于傳統及古典時代的種種知識體系,但無論如何,我們斷不可忘記的是,國學之為學,并不等同于任何一學——即某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如甲骨學、訓詁學、音韻學等等,國學首先與國相關——獨特的文化形態及與此相關的價值問題,以及在今日的全球化語境中這一價值體系的地位等等,乃是這一學科之核心。

　　在章太炎的時代,國學之為問題,正是國之為國、學之為學成為問題之日開始的。有意味的是,百年之后,國學在完全不同的新的時代語境中成為焦點問題。國學應該是一種關于中國古代文化的前學科和跨學科的學問?應該是各種有獨特中國色彩的傳統實證學科的重光?或者應該是一種新的時代語境中的關于文化自性(kulturelle Identitat/cultural identity)的價值學科?范式確立的難題,恐怕是今日國學之思的首要課題。

　　國學與漢學的視界融合

　　在一個文化對話成為自覺或不自覺的生存方式的時代,文化自性何以確立、跨文化語境的視野融合何以可能,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生活對學術實踐提出的難以回避的理論挑戰。這一精神背景,使對國學和漢學的自我定位和相互關系的考察,成為同樣難以遁避的理論課題。

　　漢學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種西方的學問,盡管其對象領域為中國和中國文化;而漢學史就其實質而言,是歐洲近代精神史乃至世界精神史的一個重要維度。因此,一方面,漢學和漢學史的精神歷程和成果能否納入中國思想和學術的視野,正是國學能否獲得自覺的價值意識、而同時又成為一個當代學科的重要先決條件。中國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經無法在中國學術界的境域中自給自足地循環下去。另一方面,僅僅這樣的學術迂回本身根本無法應對我們今日時代的精神課題,沒有主體性醒覺和主體性能力,任何互為主體的對話都必然只是空話。國學之所以成為我們今日的學術焦點,恰恰也正是在這種自我醒覺的基礎上發生的。這種我們這里所謂的文化對話式的(域外)漢學研究,指的是一種開放的、面向未來的、注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研究。在此,“中國”不再僅僅是實證的知識學的對象和他者,而是積極從事自我理解的價值主體。在此,傳教士漢學范式中所本來蘊含的價值對話,將以新的學術形態繼續進行。這樣的漢學研究,才能與重新提上議事日程的國學研究互為表里、相得益彰。一種重歸價值對話范式的漢學和一種獲得自覺問題意識、在對話格局中建立自身學科范式的國學,都有待于全球化時代的新一輪的視界融合的發生。

　　楊煦生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