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開車”當“飆車”

　　6月22日出版的2009年第48期《精品購物指南》，發表了題為《道德飆車之辨》的專題報道。媒體愿意關注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好事。尤其是該報記者對張頤武先生的采訪，做得非常好。張先生的許多觀點，我也同意。 可惜，他們對本人觀點的轉述，卻跑偏了。

　　該專題首先設問：什么是“道德飆車”？然后回答：“易中天給出的解釋是：在公共空間對另一個人進行道德批判。”天吶！這哪是我給出的解釋？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在公共空間進行道德批評，那是“開車”。開車，跟“飆車”一個意思嗎？

　　不過我仍打算負半責，因為“話沒說清”。所以我的整改措施，就是“把話說清”。

　　一、何謂“道德飆車”

　　我認為，就是“在公共空間進行道德批評時，違反了或沒遵守人類文明共同約定的一些規則”。這里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故意的，叫“違反了”；還有一種是無意的，叫“沒遵守”。但無論哪種情況，都有三個前提：一，進行了道德批評。如果沒做批評，或者是別的批評(比如學術批評)，就不算。二，是在公共空間。私下說，也不算。三，違反了或者沒遵守批評規則。沒違反，或遵守了，也不算。三條都齊了，才算。 或許有人會問：“道德飆車”的定義，就你一個人說了算？當然不能。但我好歹也是“出品人”。做解釋，有“優先權”吧？至少，你的解釋，不能強加于我，說那就是我的意思吧？你要反駁我、批判我，也得先弄清楚我要說的，究竟是什么吧？

　　那么，批評的規則，又該是什么呢？我認為，就是“證據確鑿，立場公正，保護隱私，尊重人格”這“四項基本原則”(請參看拙撰《道德批評的原則和底線》，2009年6月18日《南方周末》，責任編輯馬莉)。其中，證據確鑿和立場公正，是“真的原則”；保護隱私和尊重人格，是“善的原則”。違背了這些原則，在我看來，就有“道德飆車”的嫌疑。當然，也只是“我認為”而已。是不是，包括這些原則對不對，都可以討論。

　　二、誰在“道德飆車”

　　首先，文懷沙先生和余秋雨先生沒有。文先生好像沒批評過誰。車都沒開，哪來的“飆車”？余先生則是屢屢被批評、被質疑的，怎么會是“飆車黨”？當然，這不等于說他們就不可以批評，但他們的問題與“飆車”無關。比如文先生的沒有堅辭大師頭銜，就只能叫“沒走斑馬線”。余先生將“捐贈三萬冊書”，說成是“獨資捐建三所圖書館”，則大約可以算是“把家養黃魚當野生的賣”。家養野生，都是黃魚；含不含淚，別計較嘛！

　　其次，閻延文女士沒有。因為她對余秋雨先生的批評，擺事實，講道理，并無些許侵權，這就只是“開車”了。開車，是應該有自由的。所以，我還將在近期發表“批判三不問”的主張，支持像她這樣“遵守交規”的“開車人”。

　　那么，我對余秋雨的批評，是不是“道德飆車”呢？這可以質疑。因為第一，是道德批評。第二，在公共空間。更何況，說別人“不守交規”，自己就更不能“故意飆車”。所以，誰要發現了問題，但請直言明告。只要是事實，我一定承認錯誤，公開道歉！這一點，我已通過2009年6月23日的《南方都市報》，表明了態度。

　　不過，你的質疑，也得有證據、講道理。比如有人問，你不是說“不能在公共空間追查他人隱私道德”嗎？怎么還要去查余秋雨的賬？這就很好回答：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公開捐款，還是“隱私道德”嗎？

　　三、誰是“交警”，誰定“交規”

　　或許有人會問：你批評李輝先生，就不是充當“道德警察”嗎？不是。因為我是“方法批評”。請問，方法是道德嗎？既然不是，我又怎么會是“道德警察”？

　　不是“道德警察”，是“交通警察”嗎？也不是。在言論自由的公共空間，沒有誰是“交通警察”，也沒有誰能“充當交警”。然而事情的可憂可慮，也正在這里。要知道，有交警的地方，飆車尚且難免。沒有了“交警”，或不能有“交警”，那還不橫沖直撞，人仰馬翻？可見，在言論自由的公共空間，雖無“交警”，卻要“交規”。

　　可惜“交規”也是問題，而且更是問題。請問，誰又有資格，來制定公共空間道德批評的“交通規則”呢？沒有。你也是開車的，我也是開車的，大家都是開車的，憑什么你就說了算？別說沒人敢拍胸脯，就算有，他說了也不算。

　　這就麻煩了。言論必須自由，秩序不能沒有，規則又無人制定，怎么辦？ 也只有一個辦法：大家都來制定。比如發現有人批評過當，就說一說；認為哪些底線不能突破，就講一講。講得多了，成為共識，規則也就形成。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都睜眼閉眼，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就只能“無法無天”。

　　事實上，公共空間的言論秩序，是每個人安全的保障。如果你也不講“交規”，我也不講“交規”，大家都不講“交規”，最后的結果，是誰都可能被車撞飛。不要說什么“我沒有問題，我不怕質疑”。硬要挑毛病，誰都找得出。想想三四十年前的“斗私批修”吧！那可是人人過關，人人自危，幾乎沒有幾個人能夠幸免的。

　　四、我的愿望

　　這就是我要批評李輝，并借他來說事的真實原因。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只關心質疑的結果，還要多關心質疑的方法。至于李輝先生是否“道德飆車”，我認為可以見仁見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此事，達成“批評必須有，規則不能無”的共識，最好還能達成“游戲規則”的具體共識。實際上，達成共識并不難。因為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對此已有一些共同約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人權，包括隱私權、名譽權和表達意見的權利。我們要做的工作，不過具體化而已。倘能如此，則于愿足矣！(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