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在意什么？

　　●文學還是需要批評家多做點“自選動作”，少做些“規定動作”，那種“規定動作”太成套、有點千篇一律，除了“忽悠”之外，對文學真沒有多少作用。

　　一

　　近幾年來，中國的作家被兩位西方漢學家逗得有些失態。一位是瑞典皇家學院文學院院士、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另一位是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漢學家顧彬教授。馬悅然因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身份，表露了他喜愛的一些中國作家和作品，媒體捕風捉影弄出了諾獎候選人提名名單中的中國作家，逗得一些人怦然心動，有點心猿意馬。而顧彬教授則因直言批評了中國當代文學和一些作家，一些人就急赤白臉，有了急眼的樣子。我以為，這些都大可不必。中國的作家倒是應該想想，我們該在意什么？

　　諾獎誘人，但這個獎同樣有它的偶然性和偏頗。諾獎的產生，是由瑞典皇家學院認可的世界各地著名學者提名，形成數百個初選提名名單，然后再逐步篩選，最后剩下五名候選人，由評獎委員會進行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為當年獲獎者。拋開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因素不談，就文學而言，高行健因《靈山》而獲諾獎，這獎項的科學性和權威程度便可想而知。其他門類的諾獎也是如此，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他的住宅一個月用電一萬多度，居然獲環保諾貝爾獎，難道不是一種諷刺？

　　再說，馬悅然院士推崇的作家作品，自然是他所喜愛的，但僅是他個人的一家之言，不能說他推崇的作家作品就是中國之最。曹乃謙的小說，我也非常喜愛，曾經在幾篇文章中贊賞過他小說的鄉土語言和小說滋味，但讀了他的小說集，卻如同讀了一篇小說，重復是一大遺憾。顧彬教授在接受澳門《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這么評價，“馬悅然不懂文學，他知道北島是誰，顧城是誰，可他根本不知道高行健的作品這么差。”這話也是一家之言，自有他的道理。

　　對馬悅然或對諾獎頂禮膜拜，哪怕裝點孫子都還可以理解，對顧彬教授的批評如此憤懣就讓人有些費解。從媒體上讀到的顧彬先生對中國文學的批評，對他的敬業精神、對中國文學的熱愛、批評的坦率和意見的中肯該致以鞠躬。

　　一個每個星期有五門課，還要看博士論文的外國大學系主任，訂閱了中國全部的重要文學期刊；非常渴望與中國小說家對話，幾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奉獻給中國文學，寫出了《中國文學中自然觀的演變》、《中國古典詩歌史》，翻譯了《子夜》、《莎菲女士的日記》、《家》等中國小說，閱讀了大量的中國當代小說，研究了眾多中國當代作家，寫出了《現代中國小說1949-1979》，這么一位外國漢學家，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致敬嗎？我們中國的文學系主任教授們，對自己國家的文學又做了什么呢？

　　他坦率地說不喜歡《三國演義》，因為殺人太多；他批評《狼圖騰》是法西斯主義，衛慧、棉棉的作品是“垃圾”，不是文學；他說丁玲用斗爭哲學思考人生，不該自己否定《莎菲女士的日記》；他說余華總在重復一個故事；說馬原和阿城在出賣自己，似乎什么都寫完了；說王安憶是個好作家，是不是大作家難說等等。平心而論，這些說法是憑空臆斷沒道理嗎？我倒是覺得這種坦誠與中肯很是可貴，在我們國內理論家們的筆下太少見了。如果要把這看作是攻擊中國文學，看作是貶低中國作家，我們是不是太自負，太虛榮了，難道我們這么經不得別人評判嗎？我們不是在討論評論缺席評論庸俗問題嘛！

　　當然，顧彬先生的視野是有他的局限性，他因時間關系，沒法關注中國更多作家的作品，他的閱讀只能靠朋友推薦，朋友的局限便讓他更局限，他的意見也只代表他個人。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閱讀不也跟著媒體引導跑嘛！又有幾個人尋找發現作家和作品？

　　中國經濟的發展，讓中國人可以在外國人面前表現不高興了，可我們要表現什么樣的不高興呢？我們該在意什么呢？

　　二

　　諾獎是人家的事，我們管不著，也用不著咱管。咱們還是把自己的獎搞得好一點才是正經事。獎項的生命力在獎本身的權威性，文學獎項的權威性依賴于獲獎作品真實的文學價值，文學的真實價值在于獨創性，能不能讓獨創性文學作品獲獎，關鍵在評委們投入程度。四年一次的茅盾文學獎，是我國文學界最高的獎項。它本該評出讓人歡欣鼓舞的作品，但像《白鹿原》、《塵埃落定》這樣的作品還是太少。官場跑官已成風，我們文學界有沒有跑獎的呢？拙作有幸入第六屆茅獎，我曾接到一位好心記者的電話，說人家的作品都有人在評委間幫著打招呼，就你沒有，你是怎么搞的。我很慚愧，我不知道誰是評委，也沒去打聽。我想與其獲獎后遭噓聲，不如不得。除了可以有點名氣，可借機“忽悠”讀者的錢袋子，沒有多少意義。三鹿奶粉成品牌之后摻毒，中國人讓人捅了腰眼；獲獎作品摻私、獲獎之后作品摻水，我想既不會給文學添彩，也不會給自己增光。文學界的領導精英們，該把評獎機制再進一步做些改進。別的不說，三個評委聯名推薦作品就可越過初評直接進入終評，這本身就是為跑獎開口子。

　　生活是作家成長的土壤，批評是作家成熟的雨露陽光。我們應該歡迎批評，無論是來自國內還是國外。批評家傳統的歷史使命是發現作家、發現作品、扶植作品。現在我們的理論精英們在忙著做“規定動作”，研討會讓他們應接不暇，有償的版面等著文章充版。文學還是需要批評家多做點“自選動作”，少做些“規定動作”，那種“規定動作”太成套、有點千篇一律，除了“忽悠”之外，對文學真沒有多少作用。

　　從《色，戒》引發歡呼，到《小團圓》暢銷全國，不知張愛玲在天之靈作何感想。《色，戒》從國際影壇空手而歸，似乎國人的審美情趣和審美取向，與西方那些評委顯出差距。對這種異常現象，我們的批評不該缺席。

　　作為作家，我很贊成“但行創作，莫問收獲”這句話。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寫出自己最滿意的作品，至于獲不獲獎，成敗得失，那是領導和精英們的事情，功利心太強寫不好作品。有篇創作談，作家說他二十幾天就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不知這是要表明他寫作速度快，還是標榜自己天才？寫作速度好像沒有列入衡量作品文學價值的標準。還有一篇創作談，作家說他這部長篇小說源自襁褓里的一個夢。且不論襁褓里的嬰兒會不會做夢，即便有夢，嬰兒的夢何以會記憶至今，除非天才，要不就是妖，這問題需要科學家來論證。讓人不解的是，我們報紙的責編、副編審和編審們竟如此審稿編稿。寫小說也有三十多年了，我體會最讓作家欣慰的并不單是獲獎，而是你被所寫的人群喜愛。對這些該在意的事情，我們在意了嗎？

　　文學之所以神圣，是因為它面對的是人類的靈魂。人的靈魂像生命需要食糧營養一樣需要滋養，現代物質生活需要精品，現代精神生活更需要精品，它要滋養靈魂，陪伴靈魂，作家責任非同一般。我們應該在意該在意的東西，否則枉為靈魂工程師的稱號。

　　作者：黃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