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兵馬俑考古人的故事

　　文/李靜 圖/唐曉毅

　　6 月13 日，陜西秦始皇陵一號兵馬俑坑舉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啟動儀式。1974 年，袁仲一在這里發掘兵馬俑，親歷了第一次、第二次挖掘工作；兵馬俑考古中生代的領頭人是43 歲的許衛紅，她是第三次挖掘的執行領隊；30 歲、北大畢業的邵文斌也因為頭次參與挖掘，進入考古事業真正入門的轉折點。這天，袁仲一、許衛紅、邵文斌，三代兵馬俑考古工作者以不同的身份，見證了中國兵馬俑考古事業35 年的完整歷程。

　　6月13 日，中國第四個文化遺產日。一大早，77 歲的袁仲一站在西安建國路上的家門口等車。他要趕往幾十公里外的臨潼，進入秦始皇兵馬俑一號坑。過去30 多年里，他和這里的每一個陶俑都很熟絡，每寸泥土下面都有他的腳印。1963 年，袁仲一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進入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十多年后，他主持秦始皇陵兵馬俑的勘探和挖掘。30 年來，他被學界贊譽為“兵馬俑之父”。

　　這天，袁仲一前去參加一號兵馬俑坑的第三次挖掘的啟動儀式，這是一號坑繼1974 年和1986 年的兩次挖掘之后的第三次了。他親歷了幾十年的挖掘工作，這次，已經退休的袁仲一只是指導者。

　　第三次挖掘的重任交給了此次考古隊的執行領隊許衛紅。這天，43 歲的許衛紅在一號坑北部從東向西的第四個探方內，干練地協調挖掘前的各種準備工作。1985 年，高考填報志愿前，許衛紅早晨跑操時，廣播里正在播放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去世的消息。問了老師之后，才知道“鼐”就是鼎的意思，她下定決心報考吉林大學考古系。20 多年后，她堅持下來，不過挖掘的不是鼎，而是俑。

　　許衛紅有10 多名手下參與挖掘，除了4 個考古隊員，4 位文保隊員外，還有8 名技工，邵文斌是考古隊員之一。2003 年，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研究生畢業前夕，邵文斌依然在猶豫，究竟是留在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還是去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西安離家近，最后，他做出了“比較沒有出息”的選擇。工作6 年后，今年6 月13 日，這名小伙子才真正迎來考古生涯的實戰機會。

　　“自己清理的一副遺骸完全現形之后，看到他雪白的身體如此安詳地沉睡著，我忍不住責怪自己驚醒了他千年的美夢。但是他卻告訴我，他曾經用自己親手燒制的陶罐，熬了一鍋金黃的燕麥粥，熬進了他一生中點點滴滴的幸福與哀愁。我輕輕端起燕麥粥，把它送進一座燈光昏暗的大房子里面，讓它告訴來這里的每一個人關于他的故事。我突然看清了他的臉，如此清晰而驕傲地微笑著，因為他用自己的生命堆積起一次次的感動。讓我在百年后的今天，找到了新的希望和依靠。”

　　站在兵馬俑一號坑前，和秦始皇在同一位置一睹這個軍團的豪邁，只是時間上已經跨越兩千年。《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一位未署名的編者在扉頁寫下了這段話，寫出了袁仲一、許衛紅、邵文斌，三代兵馬俑考古工作者，這一天的同一心境。

　　挖掘的第一天就有了“興奮劑”

　　13 日下午，一號兵馬俑坑保護大廳嚴實地封閉著，熾熱的陽光曬透了頂棚，讓大廳里的參觀者都有點喘不過氣來。第三次發掘的啟動儀式正在這里舉行。一號兵馬俑坑保護大廳，建成于1978 年，是一座拱架式的大型建筑。大廳頂部距坑底21.5 米，是目前國內最大的文化遺址保護大廳。

　　這天，一號坑正常對外開放，十幾個戴著黃色旅行帽的游客被導游帶到有“挖掘現場”標志的一塊牌子附近。從他們的位置往下看，十幾位身穿土灰色制服的工作人員正在忙碌著。“一號兵馬俑坑面積14260 平方米，相當于兩個足球場大。”導游快速介紹著一號坑的概況后，伸出小旗，繼續引著游客往西面的修復區走，原本等待在外圍的另外一個旅行團馬上聚到欄桿前。

　　袁仲一已經77 歲了，作為原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及考古隊長，他參加了挖掘儀式。他頭發全白，說話和走路都很慢，被十幾個記者圍在發掘區對面的橫梁上。

　　1974 年的春天，西楊村的幾位村民在村旁的柿園里挖井，在镢頭的起伏中，“泥人頭”及一些“殘身斷肢”被挖了出來，沉睡兩千多年的秦始皇兵馬俑被喚醒。幾個月后，袁仲一隨考古隊進駐西楊村，開始對一號坑的第一次發掘。

　　走進一號坑，一個巨大的兵馬俑軍陣便映入眼簾，金戈鐵馬，威武雄壯。那是第一次發掘的成果：已經完成發掘的面積有2000 平方米，出土木質戰車8 乘、拉車的陶馬32 匹、各類武士俑1087 件，青銅劍、鈹、戟、戈、金鉤、弩機等486 件，成束的銅鏃280 束，零散的銅鏃10895 件，還有大量的車馬器，這里是一個以步兵為主、戰車與步兵相間排列的大型兵馬俑軍陣。考古專家按照面積推算，一號坑埋葬有6000 件陶俑、陶馬，50 多乘戰車。

　　這天, 許衛紅忙著協調現場的工作，她沿著梯子從挖掘區出來，一路小跑到幾十米外的啟動儀式的背景牌前。她不記得那天自己一共跑了多少個來回，厚厚的工作服背上已經被汗滲透了。當她剛想回到挖掘區時，又被幾個記者“抓”住了，他們想了解和第二次挖掘相比，這次的技術有哪些改進。

　　許衛紅并沒有參加過20 多年前一號坑的第二次發掘。1985 年，這里進行了第二次挖掘。挖掘工作并非由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主持；挖掘進行了一年多，因為一個官俑頭的丟失而被叫停。許衛紅指著中間區域的幾個蒙著塑料布的探方說，那都是第二次挖掘后留下的。由于時間較短，第二次發掘被叫停時，表土已經被揭開，并初步可以看到文物的跡象，卻沒有來得及提取，就用回填土掩埋和塑料布保護起來了。20 多年間，這些暴露出來的遺存一直承受陽光、灰塵、潮濕度等因素的影響。

　　“現在，第三次發掘的面積只有200 平方米，涵蓋了一個邊洞、三個隔墻、三個過洞，就在第二次發掘時曾經動過的范圍。”許衛紅告訴《外灘畫報》記者。

　　第二次發掘因技術條件而停止是一種隱晦的說法。丟失文物、不具備保管能力也是決定技術條件的因素。有些曾經參與第二次挖掘的考古工作者對于技術原因導致停頓的說法并不認同，并對此次發掘產生質疑。自第三次發掘的消息發布以來，反對聲從未停止。反對人士認為，如果發掘意味著現有陶俑陶馬和兵器的重復，對于彩俑等的保護技術又不能達到盡善盡美，還不如暫時保持原狀。壓力之外，許衛紅還面臨著另外一個難題，手頭沒有第二次發掘的任何資料。　　

　　下午2 時，隊里的老技工孫秀俠正清理一尊露出地面武士俑。回憶起清理出第一件彩色俑的情形，她臉上寫著滿足，“發帶鮮紅鮮紅的，盔甲下露出綠色的褲子真是好看，”她說：“我們干活的時候都在說，希望這次還能挖出不一樣的東西來。”

　　孫秀俠用的是一把醫用手術刀。“稍微深一點，就可能破壞陶俑表面的彩繪，不夠深又清理不干凈。”邵文斌說。道理雖然很簡單，工具真正拿在自己手里時，卻不像這些有幾十年經驗的技工那么熟練。下午快下班時，技工們完成了這尊鎧甲武士俑的面部清理，半邊臉上竟然有彩繪！

　　許衛紅有點不敢相信，“眼睛是黑色的，有點陰陽臉了，顏色保存不算特別好，”她說， “但經過歷史上的幾次火燒和大水之后，一號坑的顏色本來就不好，這個俑在第二次發掘時已經露出來，后來只是回填土保護，還能有彩繪確實很不容易。”

　　第一天，彩俑的發現給考古隊伍打了一支興奮劑。

　　“兵馬俑之父”袁仲一：歷史把發現留給這代人

　　袁仲一，1932 年11 月生，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較早的一批研究生，師從著名史學家束世瀲。他告訴記者，先生的一句“做研究不要學李闖王，要學八路軍”讓他受益終生。這話的意思是要先占領一塊根據地，再慢慢擴大，最后連成一片。袁仲一離開上海前，束先生叮囑他：“給你五年時間，看你能不能占領根據地。

　　1974 年，作為第一支秦俑考古隊的成員，袁仲一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陣地”將會是深埋地下兩千年的龐大軍陣，更不會想到這個數千兵馬俑的陣地的挖掘工作幾十年后還在繼續。當地農民發現兵馬俑的井在一號坑的最東端，僅僅是一個點。但兵馬俑到底有多大面積？沒有人知道。當時，考古工作者利用手中神奇而簡單的工具——洛陽鏟進行探測。洛陽鏟的外形是2 寸寬半圓形的鏟頭，高不到一尺，上端安上2 米長的竹竿，下探時能把地下的東西原封不動帶上來。不斷往下鉆，就得到不同地層的土壤，經過顏色、密度和包含物的分析，就能知道地下有什么東西。

　　“當地有個老漢，叫和萬春，閑聊的時候給我講了個故事。他父親在地里打井，發現一個怪物，貼著井壁，他理都不理繼續往里挖。開始井里有水，后來竟然沒水了，他父親很生氣，想著是怪物把水喝了，就把怪物拉出來吊在樹上打。”袁仲一回憶， “我讓他帶著去找那棵樹，就在現在的一號坑的西頭大草坪的位置，真的找到一棵沙果樹。”

　　之前聽過太多有關兵馬俑的傳說，也曾有人說曾經到過地下10米的一個寬敞的地下宮殿，背了大批的金銀財寶回來，但最終證明這僅僅是傳說而已。袁仲一對于每個故事都將信將疑，卻每次又都希望從中尋找到蛛絲馬跡。這一次，當洛陽鏟打到兩米五的時候，發現了木炭；打到4 米，竟然出現了兵馬俑殘片！關鍵是，這個位置與東邊的點，相距150 米，一號坑的長度很快確定下來。歷史上曾經有30 余次人們見到過兵馬俑，每次又都失之交臂。最終歷史把兵馬俑的驚世發現留給了袁仲一這代人。此后，他在學界被賦予“兵馬俑之父”的稱號。

　　以兵馬俑為“根據地”，袁仲一對古代兵法和古文字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三次發掘準備階段，剛剛揭開覆蓋在外的塑料布時，許衛紅在T23 號探方西南側的隔梁上發現了一處環形印記。許衛紅翻閱了一號坑第一次的發掘報告，也有類似的記錄卻沒說清楚，這個直徑達60 厘米的環到底是什么？

　　看過這個木環遺跡之后，袁仲一表示，三號坑也曾有木環，但中間還有圓形的蓋子，“當時推測是華蓋，級別較高的車上才會有華蓋。”袁仲一說。

　　事實上，這組兵馬俑已經發現了四個坑，四號坑在二號坑和三號坑之間，現在是草坪。因為沒有探測到陶馬和陶俑，不為人所知。袁仲一認為，那是因農民起義而未完成的部分。現有的三個兵馬俑坑各自獨立，形成有機結合的一組。他說：“古代軍隊是有編制的，一號坑屬于右軍，二號坑是左軍，三號坑則是指揮部。從古代兵法來講，是‘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可分可合，適合多兵種作戰。”

　　相似的木環是不是意味著一號坑將出土了在“指揮部”出現過的華蓋？但這個木環中間并沒有蓋子，而且已經脫離了原來的位置，究竟是做什么的，袁仲一也說不清楚。只能等到有類似的，沒有脫位的木環出現，才能揭開謎底。

　　對袁仲一而言，兵馬俑就是自己的孩子，永遠需要呵護與照料。在博物館工作的時候，出差時間久了，回去第一件是便是到坑里轉轉。退休之后，他和老伴住在西安的家屬院，開始的幾年，他對這種“沒有坑，空氣也不好”的生活很不適應。如今，在兵馬俑博物館，袁仲一還有一間辦公室，里面堆滿了他的書和資料。

　　接到博物館的“求助”電話，或需要查資料的時候，袁仲一會一大早站在家門口，等著員工班車上班，探望自己的兵馬俑。

　　中生代女領隊許衛紅：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樂

　　13 日中午休息時，許衛紅脫掉工作服，換上了白色的短袖衫和薄薄的七分褲。她把劉海翻開，指著露出的額頭，告訴記者：“野外的太陽特別大，我有好幾個地方曬傷了，就再也恢復不了。”好在曬過的痕跡并不明顯，她的皮膚白凈健康。

　　在一號兵馬俑坑里，許衛紅很少走路，從工地到辦公室，常常是一路小跑。她找到文保部的工作人員，和他們商量之后，決定把剛剛發現的木環提取到實驗室。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有近400 人，各部門有不同的分工，這次考古發掘，技術之外，更需要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溝通。過去20 多年的豐富野外考古經歷，為許衛紅處理這些煩瑣的事務打下了基礎。1986 年，許衛紅從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畢業，到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工作。一晃20 多年就過去了，她從20 來歲的漂亮女大學生，變成了考古隊的執行領隊了。在大學，她曾到考古工地實習過，第一次去兵馬俑挖掘現場時，她穿的是耐磨的長褲長褂。“蚊子可真是多啊，隔著褲子都能叮出了大包來，腿都腫了，”她笑著說：“被咬之后，我就抱著腿撓，還沖著大家喊‘我又變大象腿’了。”許衛紅第一次寫的論文與兵馬俑服裝上的紐扣有關。袁仲一說要用縱橫交織的方法，去查閱服裝史上最早出現紐扣是在什么時候，這讓她受用至今。現在看來，她覺得那篇論文很幼稚，袁館長卻連標點符號都改過。20 多年后，她成為了執行領隊。

　　有人把帶隊進行一號坑的第三次發掘稱作許衛紅考古事業的“巔峰”。秦陵被稱作考古學家的天堂，她覺得這種“巔峰”指的是兵馬俑本身的價值和地位，并不是自己能干得怎么輝煌。袁仲一等上代人發現了兵馬俑，并鋪開了針對兵馬俑和秦陵的研究框架，如今她只是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如果沒有新的資料，前人的高度很難逾越。

　　結束二號坑的大范圍發掘之后，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的考古工作人員開始“走穴”，許衛紅開始了自己的“終身執行領隊”的道路。由于跟著陜西省考古所等其他單位進行項目發掘，在領隊前面都要加“執行”兩個字。

　　2001 年，在華縣的一個考古項目被盜情況嚴重。許衛紅既要和老鄉在發掘賠償金問題上討價還價，還得督促背景各異的隊員干活。工地上有一百多人，兩天就得吃掉一袋面，飲食起居許衛紅都得管。發掘時，圍觀的人時不時會提一些很“專業”的問題，進行“業務”探討，許衛紅知道他們是盜墓賊。“我們當時住在一所學校里，學生開學之后就沒地方住了，工期特別緊。我早晨出門的時候，就會有人騎著摩托車過來搭訕，問‘是不是去工地，要不要把你載上’。”她有點哭笑不得。后來發現了一件被盜墓賊漏掉的青銅鼎，許衛紅上廁所的時候都抱著鼎去，直到兩天以后主管單位把鼎接走。

　　直到2008 年12 月26 日，許衛紅還在湖北的野外考古工地。“答應了女兒回家過圣誕節，結果食言了，對這個日子記得特別清楚。”她說。

　　今年年初,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獲得國家文物局頒發的團體發掘領隊資格。一號坑的第三次考古發掘也是該館第一次以獨立資格組織考古發掘隊開展的考古工作，這是此次發掘的重要意義之一。正是因為意義重大，隊長由館領導擔任，許衛紅還是“執行領隊”。

　　一號坑第三次挖掘期間，游客參觀不受影響，可以讓人們看到各種遺跡遺物出土時的現狀，了解考古發掘工作的過程。這讓許衛紅卻覺得“憋屈”。“考慮到觀眾，不能隨便‘出土’，只能把挖出來的土裝在袋子里，晚上再運出去，”她說：“在野外工作，除了下雨天一直干活，能出效率。但現在要考慮博物館的制度，按照上下班和周末時間工作，加班要有一套申請流程。”

　　許衛紅本想等第三次挖掘步入正軌之后離開。她說：“我喜歡的是這個行業，即便在犄角旮旯也能自得其樂。兵馬俑是一個奇跡，但對于我來說只是一次考古工作。在我看來，它和任何一個平民墓地的地位是一樣的，我都能讀出故事來。”沒想到的是，清理第二次發掘的回填土時，就已經發現了彩繪，這讓許衛紅興奮起來。

　　在G9 過洞中，兩匹馬已經露出地面，按照常理，馬后面必定有戰車，但它們之間僅隔了三米。在第一次發掘的2000 平方中，兩輛戰車的間距至少有十米。兩輛四馬戰車“親密無間”，可以說是兵馬俑考古史上的首次發現。如果兩輛戰車一主一副，就有可能發現級別較高的戰車。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許衛紅很好奇，但只有慢慢發掘后才有答案。手機一直在響，從安陽請來的清理戰車的專家要到臨潼了，得馬上給他們安排住宿。許衛紅確認對方可以開住宿發票才掛斷電話。

　　指著工地上的一個塑料盒子，許衛紅告訴《外灘畫報》記者，這里發現了陶釜的殘片，兵馬俑里有炊具，真是奇怪。許衛紅流露出感性的一面，她經常會因為某個小小的殘跡展開自己的想象，發掘二號坑的時候，在門道有圍著一圈磚燒火的痕跡，弄灰的時候，發現了小動物骨頭。她開玩笑說：“這些人偷懶來著，還在這里烤肉吃！”

　　發現一個很小的半兩錢之后，在大家討論貨幣流通的意義時，許衛紅想：“這個人真可憐，好不容易發了幾個工錢，還從口袋里掉出來。”

　　新生代邵文斌：這次才算入門了

　　16 日下午，文保部副研究員榮波把去離子水送到發掘現場，并囑咐邵文斌馬上噴灑。通過實驗室的監測設備，他剛發現這里的濕度僅有67%。工地上的兩個儀器正對溫度和濕度進行測試。不遠處，文保部布置了一個工作臺，銀色的無線設備將收集溫度濕度和顆粒物檢測的情況發送至實驗室。

　　“現在的環境對于青銅器的影響不大，對彩繪保護很不利。”榮波對邵文斌說。他把陶俑比作人的皮膚，俑表面的一層生漆則好像人穿的內衣，彩繪則是兵馬俑的外衣。內衣在兵馬俑上色過程中起到調節的作用，使其顏色更為自然。漆入土千年不化，卻因對溫濕度格外敏感而成為保護彩繪的最大難點，“內衣收縮變形，外衣也就不平展，會收縮起翹脫落。”

　　邵文斌，1979 年出生，北京大學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生畢業。見到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個好學生，戴眼鏡，沉默寡言。1996 年高考時，他填了熱門的北京大學法律專業，卻被調劑去北大學考古。這位好學生郁悶了一年。邵文斌研究的方向是舊石器時代考古，雖說科班出身，舊石器時代離秦漢還是有著數萬年的跨越，更重要的是從首都來到臨潼的巨大落差。上班兩個月后，邵文斌拉了根電話線，總算可以在宿舍撥號上網了，生活對于他來說是辦公室和宿舍之間的兩點一線。

　　邵文斌不喜歡讀時空穿越小說，就像他覺得歷史學沒有意思一樣，他更喜歡現實的東西，比如考古。歷史學是拿著文獻來研究的，里面有太多主觀的東西；考古總是以實物形式出現，研究是有證據的，實實在在的，沒有結束挖掘，誰也不知道究竟怎樣。

　　來兵馬俑博物館的幾年里，邵文斌承擔過小范圍的二號坑的細部清理整理工作，細致而耗時間。五年了，他還在門外徘徊，掙扎于舊石器考古與秦漢考古之間，他說，參加一號坑的第三次發掘是自己真正入門的轉折點。

　　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者們，掌握的資料多，研究的時間長，很多人已經接受了他們的觀點。“與他們相比，我們這一代可能也有想法，但沒有第一代人的視野，都只是看到一點，而沒有看到全局，不夠系統。”邵文斌告訴記者。

　　按照國家文物局的規定，一定數量的個人領隊資質是獲得團體領隊資質的必備條件。目前，具備個人領隊資質的人數已是要求數量的兩三倍。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在符合條件之后便開始了近十年的申報，卻一直未被批準。事實上，一號坑第二次發掘被叫停后，就已經進行體制上的整頓。20 多年后，邵文斌參加的第三次發掘不僅有了更為先進的技術，體制上也逐步改變。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部有20多個人，分工越來越細。除了挖掘一號坑的考古隊，考古部還有其他隊伍活躍在整個秦陵。揭開“背靠驪山，腳踩渭川”的秦始皇帝陵的真實面目，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浩大工程。

　　技工們灑的水慢慢滲透了，邵文斌抬頭看到許衛紅正在不遠處的隔梁上教助手做考勤表。“表格要多做一欄，因為得扣稅。”她的聲音一向很大。邵文斌從挖掘區上來，打算回辦公室查資料，本想和許衛紅說一下坑里的情況，許衛紅的手機又響了，安陽的專家已經到了。

　　邵文斌坐到辦公桌前，不小心碰到了一沓全英文的紙稿，那是一本他正在翻譯的有關美洲考古學的書。雖然兵馬俑是獨一無二的，國外考古學的方法還是要借鑒。邵文斌說，自己未來會把研究方向和內容延伸至秦陵乃至秦漢考古，方法就更加重要。

　　13 日下午，袁仲一回到家里，老伴說有記者打電話找他。他們原本平靜的生活被這次發掘打亂了，要采訪他的記者太多，作為兵馬俑的發現者，他最有發言權。他曾經寫過《秦始皇陵考古發現與研究》一書，后記中飽含神情地回顧了30 年秦陵考古工作的歷程。千言萬語間都濃縮在他自己寫的《長相思》詞兩首中。

　　其一：一把鏟，一條繩。探幽尋覓驪山陵，朝朝暮暮情。腰如弓，鏟聲聲。奇珍異寶一宗宗。誰知精血凝？其二：石灘洋，荒漠漠。秦皇御軍八千多，寰宇俱驚愕。人似潮，車如梭。五湖四海秦俑熱。夜長人在何？

　　2009-06-25 總第 34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