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遇到國學，誰比較開心？

　　對國學進行大眾化解讀的前提是不能違背我們文化的基本價值，“它至少應該是一種無害的大眾文化。”這樣，國學才會具有讓我們“開心”的可能。

　　從燕園資源大廈9樓的窗戶，可以望見鄰近的中關村大街和北四環路。在這個號稱“中國硅谷”的商業薈萃之地，國學所恪守的古老傳統與納斯達克一代的商業精神，形成了一種頗為有趣的對照。當“股市”和“房事”等話題逐漸取代人們精神中較為深遠的部分時，國學是選擇堅守還是妥協？7月即將開播的“開心國學”，在“快女”、“超男”等商業選秀節目大行其道的今天，到底能夠讓誰“開心”？

　　記者·孫驍驥

　　在離北京大學南門不遠的燕園資源大廈908室，冀建中已經記不清自己的辦公室電話在一天之內第幾次響起。拿起電話，當她確認通話者的身份是記者以后，通常都會用純正且禮貌的普通話回絕對方的采訪要求。

　　“對于媒體的空傳，我們已經習慣了。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不予理會。”她說。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冀建中如今還兼任北大哲學系“乾元國學教室”的負責人。“乾元國學教室”是北大哲學系2005年創辦的成人教育培訓機構，旨在“啟發高層管理者和社會精英走向解惑的課堂”。不過，今天的“乾元國學教室”自身卻需要更多地“解惑”，因為最近一個月來，來自媒體的各種聲音幾乎要將這所教室卷進一個輿論漩渦，其中有寬容和褒揚，但不理解、批評甚至是不明真相的攻訐居多。

　　前不久，央視2套《開心辭典》啟動了暑期特別節目“開心學國學”，以選秀的方式在大中華的范圍內遴選國學愛好者。進入決賽的選手將在節目現場接受主持人王小丫一對一的問答，最終勝出的前9名選手將獲得北京大學“乾元國學教室”免費入學兩年的獎勵。招募工作自啟動以來，通過報名熱線和網絡提交報名的選手數量達數千人，參加地面選拔的觀眾人數突破萬人。

　　國學與大眾傳媒的此類“結合”，原本不是什么新鮮事兒，但以海選的形式競逐入讀北大國學班的機會，還是頭一遭。不過，這個讓國學走入“尋常百姓家”的首創之舉，卻因為“免費入學北大兩年”的噱頭而遭各方詬病。冀建中作為北大方面的直接負責人，所承受的壓力也最大。“很多媒體沒有理性和專業的精神，一味追求搞負面新聞”，“當然，我的意思不是批評你”，她幾乎是習慣性地加上了這句話。

　　國學培訓市場并不“開心”

　　據冀建中介紹，“開心學國學”的緣起是中央臺2005年底對北大創辦“乾元國學教室”的報道。此后，北大哲學系與央視之間多有來往，一些哲學系的教師作為顧問或評委，也常常做客央視的節目。一來二去，擦出了“火花”。去年下半年，央視《開心辭典》節目組主動聯系“乾元國學教室”，希望與之合作搞一期以國學為主題的節目，雙方一拍即合。“當時我們認為，無論央視還是北大，能對傳統文化做出宣傳，總是件好事”，她說。

　　其實，把國學作為成人教育進行辦學的，并不止北大一家。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都曾開設“國學院”或者“國學論壇”一類的研修課程，但都不及“北大”的名號響亮。然而，“樹大招風”，自北大“國學班”的報道一出，各種社會力量辦學也紛紛把目標鎖定在“國學”二字上，認為這兩個字的確有利可圖。于是，打著北大旗號的“山寨”國學班紛紛冒了出來，教學水平參差不齊，“國學”這潭水，被教育市場的投機商人們攪得愈發渾濁。在百度等搜索引擎中鍵入“北京+國學培訓”，可獲得相關網頁80余萬個，其中大部分是培訓機構，而隱匿于民間的社會力量辦學更是難以統計。“我們這個國學班已經辦了12期了，但你無法想象目前的市場有多亂”，冀建中在談到國學培訓的市場狀況時顯得有些無奈。

　　或許是出于為市場“正本清源”的需要，或許是央視4年里與北大“乾元國學教室”所培養出的“感情”，二者的合作在今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從5月18日起，節目組分赴武漢、重慶、濟南、西安、杭州、北京等歷史名城選拔民間的“國學高人”，同時在海外以及港、澳、臺地區尋覓國學愛好者。目前，各地的海選工作已基本結束，而網上的題目征集活動也將在月底前截止。

　　為了從題目上抓住觀眾，節目組花了不少心思。對于網上征集的題目，節目組表示，要以基礎的國學知識為主，切忌冷僻、艱澀的知識，同時也兼顧題目的實用性和趣味性。比如，問形容創業艱難的詞匯“篳路藍縷”中的“篳路”是什么意思，這是符合題目標準的，因為這是人們生活中的常用詞，但很少有人會認真推敲其每個意項的具體意義。但是，如果還接著追問此語出自《左傳》中的哪一章，則過于專業，不符合出題原則。對此，節目組稱，他們“旨在普及國學基礎文化”，因此“題目不會涉及艱深的學術知識”。

　　國學版《貧民窟的百萬富翁》？

　　在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中，孟買的街頭小子賈馬爾在參加一檔名為《誰想成為百萬富翁》的有獎競答時，幾乎憑借其人生的偶然經歷和運氣完美地“答對”了所有問題，最終贏得千萬大獎。這部電影讓很多中國人不約而同，聯想到了央視的《開心辭典》。不過，偶然性與運氣占很大成分的《開心詞典》將“入讀北大”作為獎勵，對于十載寒窗苦讀才考進北大的學生來說，是否有“不公平”之嫌？懷著好奇之心，記者分別打開了“開心學國學”的網上報名表和北京大學哲學系“乾元國學教室”的網站。

　　在“開心學國學”的網上報名表中，節目的官方“宣言”赫然在目：“無論地域，無論年齡，只要你喜歡國學、熱愛傳統文化，就可以參與到我們的活動中。”表格的內容也確實體現了這個口號：除了報名者的姓名、年齡、學歷等基本資料之外，更為醒目的是諸如“國學在您生活中的地位”、“最喜歡的一首詩、一句詞是什么”等十分個人化的問題。看來，國學的門檻已十分“開心”地降至婦孺皆可報名的程度。

　　而在“乾元國學教室”的官網“簡介”一欄，則有如下句子：“越來越多的后EMBA們、大中型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們懷著一顆虔誠敬畏之心走進乾元國學教室。”課程以“國學概論”、“《四書》精讀”一類的介紹性課程為主。再一看學費，一年制的周末班需要三萬多元，但由于是每月集中授課，一年算下來只上了二十四天的課，平均一天課收費1250元。

　　對于企業高管而言，這筆錢只能算“濕濕碎”，但對普通人來講，還是有些難以接受。因此，不少人懷疑北大此舉名為推廣國學，實為替“乾元國學教室”打廣告。對此，負責“乾元國學教室”報名工作的相關人員稱，國學班這幾年來一直辦得挺紅火，并不存在生源短缺的問題，另外，學員絕不是局限于企業高管，“來自社會各行各業的人都有”。

　　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趙敦華澄清，“乾元國學教室”屬于繼續教育系統，只要有大專以上文憑就可以聽課，但不會頒發學歷和學位證明。研究生進修班則屬于成人教育體系，不需要經過考試，只要擁有本科學歷就可入學。作為對“開心學國學”優勝者的獎勵，“免試入學北大”屬于正常入學程序，而“免費”則是因為根據國家相關法規規定，綜藝類競賽節目不可將實物或金錢作為對選手的獎品。將“入學”作為獎勵，實屬不得已之舉，并未牽涉商業利益。

　　電視國學，低俗化還是大眾化？

　　即便如此，質疑依然存在。對于人們紛紛沖著國學“進京趕考”的現象，有贊成也有反對。贊成者以北大教授張頤武為代表，認為“再高深的學問，如果最后只能封存于記憶中，淪為擺設，倒不如推向市場”；以北大副教授胡續東為代表的反對者則認為“這種知識權力與商業娛樂形式結合的方式很荒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事實上，“國學”看似熱鬧，但公眾對國學的了解依然處于相對低的水平。正是由于普通百姓對國學一知半解，眾多“國學大師”才有了“傳道解惑”的走紅機會。這樣看來，公眾對“開心國學”的爭議和辯駁，與對眾多大師的質疑一樣，都是出于讓自己“不被忽悠”這個單純的目的。

　　“公眾對于科學研究的成果是有知情權的”，北大的張頤武教授解釋道。作為該節目的公開支持者，張頤武認為國學研究和國學普及扮演著完全不同的角色，用電視來推廣國學無傷大雅。

　　“科學研究會對于我們的生活產生影響，有的直接，如試管嬰兒引起的復雜的倫理問題等等。有的潛移默化，如國學對于人的精神的滋養。國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在純學術的研究之外，還有一個普及的義務，比如有的學生就是因為受了大眾媒體的影響，日后才進入國學這個領域從事研究。”因此，“如果說國學不能普及，我有不同意見。”

　　不過，對于在國學“大眾化”的過程中同樣可能出現的庸俗化現象，張頤武坦承：相信公眾的判斷。“在節目進行的過程中謹慎聽取意見，如果出現了任何不合理或低俗化的情況，我相信任何來自公眾的意見都是好的。”

　　錢鍾書先生稱學問為“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在“二三素心人”和“俗學”之間，是作為節目載體的電視。電視的特點是面向大眾，它必須把內容作通俗的處理。首都師范大學的陶東風教授表示，在這個過程中，五花八門的“國學熱”并不表明國學研究在今天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表明國學正在被不同的力量所借重、所利用，我們已經進入了“國學交易的黃金時代”。

　　“這次聯合的政治和商業利潤一定都非常可觀，但是它與推進深層國學研究肯定無關。”陶東風認為，國學的大眾化如今已經成為事實，對于“開心學國學”的現象，沒有必要再單純地討論對與錯問題。但是，對學術的大眾化當然也有基本的底線要求。

　　“一是知識論的要求，也就是說，這種大眾化不能違背就文化學術經典已經形成的基本共識。”對此，他解釋說，“在解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時候不能把‘小人’解釋為小孩子，除非你發現了大家可以接受的新證據。其次是道德倫理的要求，國學的大眾化不能違背道德的底線來傳揚一種違背人類普世價值的觀點，比如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也不能站在違背現代文化價值的立場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專制主義辯護。”

　　對國學進行大眾化的解讀是無可非議的，但前提是不能違背我們文化的基本價值，“它至少應該是一種無害的大眾文化。”這樣，國學才會具有讓我們“開心”的可能。

　　國學百年，情節堪比肥皂劇

　　所謂國學，顧名思義就是“中國的學問”。具體點說，它是以儒學為主體，先秦諸子與釋道思想并存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不過，自從這個詞被發明以來，詞匯的意義除了純粹的“學術”之外，“摻水”的成分也不少。這里的水，也就是“愛國主義”和“民粹”的滔滔洪水。

　　清末《國粹學報》的主編鄧實說過：“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知愛其國，無不愛其學也。”這句看似溫吞吞、文縐縐的話，背后透露的意思卻非常生猛：它將“國學”提升到了“愛國”的高度，言下之意，研究國學是愛國的事兒，反著理解，不愛國學豈不就成了“賣國”，或者至少是“背叛”的行為了？

　　若按照這個標準，咱中國人百年來在“愛國”與“賣國”之間騎墻、搖擺的故事，真像一出肥皂劇：辛亥革命時期，國學曾是腦后拖著辮子的老先生們抵制新學、反對革新的工具，“革命派”在鼓吹“反滿革命”時又拿國學說事兒。不過，等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戲臺子搭建起來，“國學”就被“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名角”趕下了舞臺，成為涉世無多、僅囿于書齋的“純學術”。1949年后，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更是完全被“辯證唯物史觀”所統攝，國學基本上成了隆中隱居的諸葛亮，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直到近年來國學開始風靡，國學才受到電視、網絡媒體的“三顧茅廬”，重新被請出了山。

　　國人與國學關系忽冷忽熱，情節跌宕，如今也總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不過，在歷史大戲的情節走馬燈似的在人們面前上演之時，國學卻始終難逃“我系一個演員”的尷尬命運。幾近被人遺忘的國學，如今與大眾的“愛意”何以漸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認為，在媒體熱炒的背后，存在著更為深刻的歷史背景。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青年”們，繼承了紅衛兵式的思維，對于傳統文化的“打倒在地”、“全盤否定”成為一時的風尚。不過，咱們中國民眾的集體感情從來都像戀愛中少女的心，讓人捉摸不定。短短十年之后開始的“國學熱”卻反映出對傳統文化的“全盤肯定”傾向，反差之巨大，實在不符合如今“不折騰”的主旋律。

　　這種“折騰”，“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雷頤表示，上世紀99年代初，國家對傳統文化開始了明確的倡導和支持。整個90年代，《光明日報》等官方媒體以前所未有的篇幅報道“國學熱”，從而推動了近十幾年來國學的再次勃興。

　　不管國學如今多么不濟，但炒了十幾年，怎么著也能混個臉熟了。不過，要把國學與老百姓的“愛情”進行到底，我們的表現必須更為理性才行，不僅是“談談戀愛”，還要“好好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