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選擇了張愛玲

　　徐 江

　　《小團圓》被發掘出版，引發了諸多張愛玲迷的企盼，因此我又N多次被人逼了問如何看張愛玲小說及其在讀者間的受捧。我的答案如出一轍：讀者極多的作家未必是好作家，尤其在這個人們審美大多遭到影視“飼育”(借用日本電影中的“情色”說法)的時代。人們一旦習慣了向文藝索要曲折的情節，想改起來就太難，而那些偉大的、甚至稍好的小說家，通常又不是單純抱著“情節”這一根上吊繩子的。那么滿足人們對情節的渴望的任務，通常便要由暢銷小說家(現在恐怕還得加上那些電視劇的金牌編劇)來完成。凡著名的暢銷小說家，一般都是講故事的大師，從張愛玲到金庸，一直鋪到美國的斯蒂芬·金，都是這個情形。不過張愛玲似又與別的暢銷作者不同：一來已經在文學史上有了些“定評”(比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二來是——她本人的生平和感情經歷都帶有傳奇性。

　　張愛玲是講故事大師，但她的小說卻不好。因為好的小說不僅僅是要講故事，而且一個作家一旦被文學史抬到“重要作家”的高度，那就更不能僅僅憑借她的講述才華。高級的文學從來是由作者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合謀”而成，這個合謀的結果不但要體現作者對世相的洞悉，也要多少體現一點對人類生存狀況的關切。張愛玲的不少故事有同情心，有時對某個主人公甚至有一點愛憐，但這種同情或者愛憐只指向作品的主人公，而不是絕大多數角色，這就給小說預設出了一點狹隘來。

　　好作家在作品中是不允許有狹隘的，比如曹雪芹寫薛蟠，狄更斯寫《大衛·科波菲爾》里的“小人”希普，哈謝克寫《好兵帥克》里的密探布雷特施奈德，蔑視中分明都還有著一絲悲憫和同情，這個高度，張愛玲的作品達不到。張的小說不時愛流露出“偷生”的卑微，這固然會引發讀者的感動，可感動之后，卻一點引不起任何升華，哪怕是一點直面世相的堅毅，小說終究回歸到了消費品序列。夏志清教授曾拿張愛玲去比曼斯菲爾德和麥卡勒斯，從技術上比比也無妨，但從內在的品質上講，則顯得有一點不知天高地厚。

　　關于張愛玲，有一種說法是她后來去美國，以及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戀》在美國被出版，都跟一位臭名昭著的麥卡錫議員有點關系。我讀到這個傳言的第一反應是這個女人命真苦，先是胡蘭成，后又扯上麥卡錫……其實張這個人，可能跟所有聰明又有些糊涂的善良女性一樣，過于感性——她作品里的“毒舌”，不過是另一種假裝智慧的感性宣泄而已，這與她不幸的青少年時光，以及后來的情感際遇必然有些關系。 我以為她和美籍丈夫賴雅的婚姻應該是張一生中最健康的時光——無論快樂還是煩惱，很可惜她沒能把這一部分體驗貢獻給她的小說事業，否則我們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張愛玲。

　　張愛玲之所以在今天成為一個文化或品味(許多人誤把這種品味當成了文學境界)符號，是經過了幾個步驟：一、她是“孤島”時期大紅大紫的暢銷作家，身跨小說、電影兩界，作品不問風云，只敘風情，這吻合絕大部分讀者對小說的要求，而她文筆所具備的那種——可供把玩的細膩的匠氣，同時代作者里又是很少的；二、她的問題愛情，以及后來多達數十年作品在內地的缺席，“異數”和“禁書作者”從來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元素；三、她的文風對歷代女性作者的影響，以及影視改編對世俗名聲的放大。最后一個原因不算定論，但可以作為大家的一個思考題：今天時尚中的許多讀者，他們的精神境界和趣味，跟“孤島”時期依然歌舞升平的紅男綠女們，真的有那么大分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