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道德比飆車

　　要不說漢語是藝術呢，好多詞兒在字典里是一個意思，放到現實的語境中，味道就全變了。

　　比如說“君子”，如今的文化人，誰要在飯桌上這么被人介紹：“這是一君子”———多半得寒毛倒豎———這孫子又憋著什么壞呢？

　　比如說“流氓”，同樣在飯桌上，要是有一喝高了的大哥說誰誰誰“太流氓了”，被稱為流氓的那位沒準笑得跟花兒似的。

　　只因為“君子”和“流氓”兩個清清白白的詞，不知何時已經被約定俗成地分別加上了隱形的前綴，成了“偽君子”和“真流氓”。君子一旦“偽”了，那就比流氓還壞，流氓一旦“真”了，反倒比君子還好。偽君子是齷齪萎縮，真流氓卻灑脫風流。

　　之所以會有這么奇妙的語言效果，自然得益于文化圈兒常年打倒偽君子，歌頌真流氓的全民運動。當年帶頭的當然是王朔，此人一出，大有振聾發聵之勢，也確實得承認，他那種“偽君子不如真流氓”的邏輯，放在八十年代的語境中，確實暢快淋漓，一針見血。王朔自然是敏銳而機智的，可問題卻在于，就在王朔歇筆不知道干什么去的那些年，不知又有多少人接過了王朔這一棒，不知又有多少人不知不覺就會拎起印著“王”字標簽的這一棒。王子王孫的積極性不亞于打狗隊，一時間，不光偽君子都挨了揍，真君子也滿頭是包，不光真流氓得了勢，偽流氓也沾了光。

　　更奇妙的是，當年的偽君子不少已經變成了今天的真流氓———他們的內心，甚至渴望這個轉變吧。

　　偽君子哪里來的變成真流氓的勇氣？從最近易中天先生的一篇文章里，大概可以找到答案之一。最近的“文李”事件，再次有了新進展。李輝的工作，本是將文懷沙這個“國學大師”還原成了一個實為“真流氓”的“偽君子”，但“揭文”剛告一段落，立刻又冒出幾個“駁李”的積極分子。其中最有“號召力”的莫過于易先生。

　　易先生有個愛好，就是拿當今最流行的新詞兒硬套歷史文化問題，比如把劉備說成潛力股，把曹操說成好領導，這也是他繼余秋雨先生之后成為“最受國企領導中年男歡迎的知識分子”的原因之一。而這一次，他又用杭州的“飆車事件”來套了一把，只不過套得實在有點離譜，甚至發明了“道德飆車”這個新詞匯。按照易先生的道理，假如某人常年既當偽君子又當真流氓，卻也揭批他不得了———一揭批就難免被某些人視為“過火”，從而成了“道德飆車”，應該被“道德警察”吊銷駕照。

　　然而道德這東西跟飆車可真沒法兒往一塊兒套。易先生不也說到過“斑馬線”么？飆車可不管什么斑馬線，甭管在哪兒都會撞人；而道德呢，只要它不是嚴苛、殘酷的舊道德，恐怕不會傷害無辜者。要求一個萬人矚目的“大師”做到起碼的誠信，這也不是什么道德上的高標準嚴要求吧？

　　在某些人眼里，道德已經和飆車一樣，都“猛于虎”了———也許就因為這種人太多，偽君子才非但沒有打少，反而越打越多，甚至放心大膽地變成了真流氓。

　　□穆風(北京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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